專家組進場那天，白楊河灘上停了四輛越野車。
帶隊的是單濟民，自治區林業科學院研究員，五十八歲，研究胡楊四十年，跑遍了塔里木盆地每一條河。臉膛是戈壁灘曬出來的黑紅色，一雙眼睛亮得不像這個年紀的人。他有個規矩，下現場不許人陪，不要匯報材料，只帶自己的隊：一架無人機，一沓樣方繩，幾管土鑽。
檢察院委託的是生態損害鑑定評估。李明鑰只提了一個要求：「單老師，數據說話，別的什麼都不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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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濟民看了她一眼：「數據從來只說話。怕的是聽的人，揣著心思聽。」
二十一天。專家組在下遊走了二十一天，打了四十七個土鑽，測了沿線全部機井的靜水位，調了綠野農場十年的灌溉記錄、用電記錄，又把衛星遙感影像一年一年往回翻，翻到胡楊林還活著的那一年。
那二十一天裡，下過兩場土。李明鑰跟著去過一趟現場，看見單濟民跪在河灘上，把鑽出來的土樣一管一管擺開，像給大地做切片。老人捏起一撮土，捻開，湊近了看，又拈一點放在舌尖上——隊員說，老師嘗土，嘗了四十年，鹽鹼的輕重，他一口一個準。午飯就是饢就鹹菜，蹲在探方邊上吃。那天收工，他忽然對李明鑰說了一句：「我這輩子，給十幾條河做過體檢。這一條的指標，是最讓人睡不著覺的。」
報告送檢那天，李明鑰在院裡的小會議室拆開密封袋。兩百多頁，附十三張圖。她先看結論頁，看完，坐著沒動。
結論寫得很冷：評估區域地下水位十年下降七點四米，與綠野農場灌溉開採量高度相關；近三年開採量超出區域水資源承載能力一點八倍；下游胡楊林衰亡區，與地下水位降深漏斗區，空間重合度百分之九十六。結論：超采地下水，是該區域胡楊林成片枯死的主要原因。因果關係，成立。
她把報告翻過來，看附則。
附則里有一段「社會經濟影響說明」，是單濟民堅持要寫的：綠野農場現有用工兩千一百人，其中脫貧戶三百八十六人；關聯種植、加工、物流農戶約一千三百戶。評估範圍的任何處置措施，建議同步評估就業與民生影響。
會議室里，阿依古麗把這一段看了三遍，抬起頭：「他這是……替綠野說話？」
「他這是替數字負責。」李明鑰把報告合上，「超采是真的，兩千一百個飯碗也是真的。一樣東西的兩面，都擺在這兒了。」
那天下午，李明鑰把結論頁複印了一份，下班後開車去了喀拉蘇。熱合曼聽完說：「樹埋汰了這些年，總算有個說法了。」聽說報告裡也寫了兩千一百人的飯碗，老人點點頭：「寫得對。告的是糟踐水的，不是掙飯吃的。這個道理，村里人認。」
消息傳到孫德祿耳朵里，是第二天。老人打來電話，就問了一句：「水位那些數，用上了沒有？」李明鑰說，用上了，您抄的那些，跟專家鑽出來的，對上了。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鐘，老人說：「對上了就好。」又說，「丫頭，我那些紙，沒白抄。」掛了電話，李明鑰拿著手機站了一會兒。有些帳，是一個人拿幾十年的提心弔膽記下來的。
檢委會開了一下午。
爭論很實在。有委員說，民事公益訴訟的訴訟請求，要不要再斟酌——責令停產整治這一條下去，企業一旦停產整頓，工人怎麼辦。有委員說，法律就是法律，超采兩個字坐實了，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爭到最後，大家都說完了，都看著艾合買提。
有個年輕的檢委委員小聲嘀咕：「要不，往後放放？等縣裡把安置的路子鋪一鋪，再動？」趙永剛眼皮一抬：「放？河等咱們嗎？水位一個月一個樣，你放三個月，它再往下扎一截。」那委員不吭聲了。
檢察長沒急著表態。他問李明鑰：「你怎麼看？」
李明鑰站起來，把報告結論頁投到幕布上。
她說，「因果關係成立了，這是我們辦這個案子最硬的一塊基石。附則那段話，不是障礙，是提醒——提醒我們，這個案子的終點，不應該是兩千一百個人失業，而應該是兩千一百個人換個方式，繼續有活干、有飯吃。」
「判一棵樹死，容易，一紙文書的事。判兩千人的生活，難。」她說，「所以我們的訴訟請求，要一項一項拆開：封暗井、壓超采，這一條不讓；但『停產』兩個字，我不寫進去。我寫『限期整改、修復生態、補植復綠、還水於河』。讓企業背著整改繼續經營，把利潤的一截，掰出來還給河。樹要活，人也要活。這不是和稀泥——這叫把帳算到三十年以後。」
會議室里靜了一會兒。趙永剛先點頭：「訴訟請求拆細，執行就有抓手。我贊成。」
散會的時候，阿依古麗收拾著材料，忽然低聲問：「李檢，這麼拆，兩頭都可能不討好——村民嫌不夠狠，企業嫌不放手。」李明鑰把最後一份文件裝進包里：「辦案子不是討好人。兩邊都罵，說明秤沒歪；一邊倒的夸，才要掂量掂量。」
艾合買提最後敲的板：「就按這個思路，訴訟請求修訂，三天內報分院。另外——」他摘下眼鏡擦了擦，「報告全文，按程序抄送縣委、縣政府。這一頁紙的兩面，不能只壓在檢察院一家桌上。」
報告抄送到縣政府的那天下午，錢守業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看了兩個小時。
秘書進去續水，看見他面前攤著兩樣東西：左邊是評估報告，右邊，是他自己那個帳本，翻到九七年那一頁。看到附則那段「社會經濟影響說明」的時候，他拿紅筆在頁邊上畫了一道，畫了又塗掉，最後什麼也沒寫。
下班前，他跟秘書說了一句沒頭沒尾的話：「人家把帳算明白了。連我要說的話，都替我說了。」
報告送上去，縣裡的反應比預想的快。
第五天，李明鑰接到縣委辦電話：縣裡研究過了，決定就白楊河流域地下水超采治理，召開一次公開聽證會。村民代表、綠野公司、縣直相關部門、專家組，四方都到場，當面對質，當面算帳。請檢察院全程參加，並在會上出示證據。
放下電話，李明鑰站在窗前。
接下來幾天，專案組連軸轉。示證的圖改了七版，每一版都要經得住最挑剔的眼睛：遙感影像的來源、拍攝日期、解析度，一處一處標註；水位曲線的每一個拐點，都要對應得上當年的開採記錄。阿依古麗熬了兩個通宵，把綠野十年的用電數據做成了曲線，電費單和井深，一年咬著一年，像兩條纏在一起的蛇。
樓下的白楊樹剛發芽，一樹一樹的嫩綠。她知道，真正的硬仗，這才算開鑼——報告把道理說明了，可道理要過人心裡那道關，得放到檯面上，讓每一方都開口，讓每一句話都被聽見。
她也知道，有人絕不會讓這場會平平安安地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