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昶君去了獅城的貧民窟。
那不是房子，是棚子，用木板、鐵皮、紙箱、塑膠布搭起來的，歪歪扭扭的，像一堆垃圾。
棚子之間是狹窄的巷子，巷子裡流著臭水，老鼠跑來跑去，蒼蠅嗡嗡地飛，孩子們光著腳在污水裡踩，臉上髒兮兮的。
魏昶君走進一個棚子，裡面住著一家人，父親、母親、四個孩子，父親是個搬運工，一天掙五塊錢，養六口人。
母親是個洗衣娘，一天掙三塊錢，幫人洗衣服，手泡得發白，裂開了口子。四個孩子，最大的十二歲，最小的三歲，沒有一個上學，因為上不起。
魏昶君坐下來，跟那個父親聊了很久。
「你想過好日子嗎？」
父親苦笑：「想有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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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幫你，你願意站起來嗎？」
父親愣了一下，看著魏昶君。
「你是誰？」
「我是魏昶君。」
父親的眼睛突然亮了，亮得像燈，他撲通一聲跪下來，抱住魏昶君的腿，嚎啕大哭。
「里長！您來了！您終於來了！我等了您二十年！我爹活著的時候天天念叨您，說您會來的，您一定會來的。我爹死了，臨死前還念叨您。里長，您救救我們，您救救南洋的老百姓！」
魏昶君彎下腰，把他扶起來。
「你爹叫什麼？」
「叫陳大毛，閩南縣人，跟著您造過反。後來啟蒙會打過來，他逃到了南洋，在這裡扎了根。他臨死前說，里長會來的，紅袍會來的，老百姓會站起來的。他說，讓我等著，一定要等著。」
魏昶君的眼眶紅了。
陳大毛，他想起來了。閩南縣的一個農民，大字不識一個，可背下了他寫的每一首詩。那年在閩南縣搞農會，陳大毛是第一個報名的，第一個交會員費的，第一個上台發言的。
他說話結巴，可每句話都說在點子上，他說：「農民為什麼窮？因為地是別人的。地是自己的，農民就不窮了。」
後來魏昶君走了，啟蒙會來了，陳大毛被打成了「反動分子」，關了一年，逃了出來，輾轉到了南洋。
他在南洋又幹了二十年搬運工，攢下的錢不夠買一口棺材，他死了，埋在獅城郊外的一個亂葬崗上，連塊碑都沒有。
魏昶君站起來，走出棚子。
外面陽光刺眼，可他覺得冷。
李滿囤跟在後面，小聲說：「里長，您看了三天了，有什麼想法？」
魏昶君沒有說話。
他在想一件事：南洋太複雜了，不是簡單的窮，是盤根錯節的窮。碼頭上有種族歧視，橡膠園裡有封建剝削，貧民窟里有資本壓榨。
復社在這裡當了二十年的家，可他們沒有改變任何東西，只是換了一批人當老爺。陳嘉庚嘴上說著社會主義，乾的卻是資本主義的勾當。
他修了高樓，建了工廠，鋪了馬路，可老百姓的碗裡，還是那點東西，甚至比以前更少了。
這不是一個政權，是一個泥潭。
你踩進去，就拔不出來。
晚上，魏昶君回到國賓館。
《大明事感錄》又翻開了，這一次，寫字的不是一個人，是好幾個人，字跡各不相同，工整，潦草，有剛勁，有字型柔弱，他們開會輪流發言，每個人都想說服他。
第一個寫的是個中年人，字跡工整，語氣溫和。
「里長您好，我是西安歷史研究所的研究員，我叫趙普，我研究紅袍天下的歷史已經二十年了，我想跟您說幾句話，可以不？」
魏昶君寫：「說。」
「里長，您在南洋看到的那些問題，不是一天兩天能解決的，種族歧視、封建剝削、資本壓榨，這些問題，在您那個時代，幾乎沒有成功的先例。您能統一紅袍美地，能統一北歐，能統一東亞和飛洲，那是因為那些地方有革命的基礎，有老百姓的支援。
可南洋不一樣。南洋太亂了，各種勢力盤根錯節，復社、民會、財閥、幫會、殖民者的餘孽，還有數不清的民族、語言、宗教、文化，您想把這些東西捏在一起，比登天還難。」
魏昶君寫：「所以呢？」
趙普寫：「所以，我們建議您，放棄南洋。不是永遠放棄，是暫時放棄。您把精力放在紅袍美地和俄地上。
那兩個地方是您的根基，穩住了根基，再圖南洋，您一百歲了，時間不多了，不能貪多嚼不爛。」
魏昶君沒有回答。
另一個人接上來，字跡潦草，語氣很急，像是個年輕人。
「里長，我是研究歷史賦稅的，我叫張明。我不同意趙老師的說法。不是南洋的問題不能解決，是您的方法不對。您想用革命的方式解決南洋的問題，可南洋的革命條件不成熟。
老百姓沒有覺醒，工人階級沒有組織，農民沒有土地意識。您強行推行土改、民選、監督委員會，只會激化矛盾，引發內戰。
您應該先搞經濟，後搞政治。先把南洋的經濟搞上去，讓老百姓吃飽飯，再談當家作主的事。」
魏昶君寫：「怎麼搞經濟？」
張明寫：「跟復社合作。他們有錢，有技術，有管理經驗。您有政治資源，有軍隊，有民權中樞的權威。
你們合作搞一個混合經濟體制，國家資本主義，先發展生產力，再調整生產關係，這是最穩妥的路。」
魏昶君寫：「合作？復社那些人在南洋幹了二十年，干出了什麼？碼頭上三等人，橡膠園裡有保安，貧民窟里餓死人。你讓我跟他們合作？跟他們合作，就是跟資本合作。跟資本合作，就是背叛老百姓。」
張明沉默了一會兒，寫：「里長您太理想了，現實不是這樣的，資本不是魔鬼，是工具。您不會用工具，就會被工具打敗。」
魏昶君寫：「你說得對，資本是工具。可工具是誰的？是你手裡的，還是資本家的？資本家拿著工具，你跟他合作，你就是幫他拿工具。
他把工具伸進老百姓的口袋，掏錢，你在旁邊幫他扶著。你說你不是魔鬼，可魔鬼也不會幹這種事。」
張明沒有再寫了。
第三個人接上來，字跡很老，一筆一划都顫顫巍巍的，像是個老人。
「里長，我是搞政治學的，我叫錢穆生。我今年八十歲了，研究了一輩子的政治制度。我想跟您說幾句實話，您別生氣。」
魏昶君寫：「不生氣，你說。」
錢穆生寫：「里長，您知道您為什麼能贏嗎？您站在了這個浪潮的頂端，所以您贏了。可現在，浪潮退了。
二十一世紀，是資本的世紀，是全球化的世紀，是市場經濟的世紀。您那一套，過時了。老百姓不想造反了，他們想掙錢。您讓他們當家，他們不想當，因為他們當不了家，也不想當家。
他們就想平平安安地過日子，掙點錢，養個家，把孩子養大。您非要讓他們站起來，他們站起來幹什麼？站起來挨餓嗎？」
魏昶君握著筆，手在抖。
他寫：「你說老百姓不想當家？」
「不想。至少不想像您說的那樣當家。他們想要的，是一個好政府，一個好老闆，一個好社會。他們不想自己管自己，因為他們管不了。他們沒那個能力，也沒那個精力。
您替他們管，管好了，他們就滿意了，您非要讓他們自己管，他們會覺得您在給他們添麻煩。」
魏昶君寫：「這是誰告訴你的？」
「事實告訴我的。您看看後世，哪個國家的老百姓真的當家了？沒有。都是精英在管，專家在管，資本在管。
老百姓坐在家裡看電視，刷手機，吃外賣，他們不在乎誰當家，只在乎自己過得好不好。您那一套，是二十世紀的古董，二十一世紀沒人要了。」
魏昶君沉默了很久。
他站起來，走到窗戶邊，看著窗外那些零零星星的燈火。
那些燈火下面，是千千萬萬的老百姓。他們有的在碼頭上扛麻袋，有的在橡膠園裡割膠，有的在貧民窟里等死。
他們不知道什麼叫二十一世紀，不知道什麼叫全球化，不知道什麼叫市場經濟。他們只知道，自己餓，自己累，自己苦。他們想要改變，可他們不知道怎麼改變。
有人能替他們改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