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聖人的話不是圭臬，只不過他的書被朝廷奉為圭臬而已。
你說不合理，其實也是這個階段下，朝廷能做到的最好選擇了。
從古至今，學說百萬千萬，朝廷總要拿出一個相對標準來給考試作為衡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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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言論正好符合上層的利益，自然也就受到青睞。
但朝廷用他的學說來作為衡繩，讀書人將他塑造為「聖人」，久而久之，就連朝廷本身都覺得他可以與孔孟比肩的朱聖人了。
這是典型的說謊說到自己都相信了的地步。
陳凡作為穿越者，當然不可能跟這個時代的人一樣，將某種學說當成萬古不變的至真之理。
事實上，這也不是他第一次對朱熹的言論發出質疑。
陳凡環顧四周，淡淡道：「言也者，所以匡救人也。人之流於失者，或有萬端；而我之匡救之者，止持一法，則其勢必窮。於是法語之言不得不巽以與之言；而言之者之心，亦大非獲已矣。」
什麼意思？
翻譯過來就是，言語這東西是用來糾正、挽救人的過失的。
人墮落犯錯，過失的原因有千種萬種；可是如果我去規勸挽救別人，只死守單一一種勸解的方法，那肯定是行不通的。
所以，當要用道理規勸別人的時候，又不得不改用委婉謙和的話語去開導他；說實話，那也是實在迫不得已才會如此變通。
聽完解釋，是不是覺得說了好像沒說？
但在更正《四書集注》中，朱熹對「法語之言」、「巽與之言」的關係這一點，陳凡幾乎是完全駁斥了朱熹的觀點。
之前說了，法語之言是嚴肅正直、合乎禮法的規勸批評。
而巽與之言這是委婉謙遜的勸導話語。
在朱熹看來，這兩者是並列的對舉概念，把兩者看做兩種獨立的話語型別。
但陳凡卻不這麼認為。
在陳凡看來世界上並不存在「嚴肅的話」和「委婉的話」這兩類。
很多時候，嚴肅和委婉都是變通而來的。
規勸者本想直接講嚴肅的大道理，但硬著來，完全講不通，對方不接受，那迫不得已才會將正直的道理包裝成委婉謙和的言語，去開導對方。
勸導者本身還是想匡正他人，不是一位去討好獻媚，只是為了達到規勸的目的，從而改變了說話的方式方法而已。
聽到這，屋子裡的學生們都恍然大悟地點了點頭。
說白了，陳凡將《論語》原文的深層次邏輯挖掘了出來，把勸誡者的處境、心理講得通透，這一點解讀，其實說不上多了不起，但就是比朱熹的舊注更加周全。
至於有沒有人反對？
完全沒有。
因為陳凡的解釋，都是大家日常生活中經常遇到的情景。
誰沒有用軟話勸誡過別人？
難道都是天天給別人講大道理？
所以，所有人都明白，陳凡在這一點上小小的「全新解釋」，還真的比朱熹的舊注更加合適。
陳凡看向周圍微笑道：「你們認為，我的解釋是否有道理？」
程舒和舒應龍全都心悅誠服地躬身長揖道：「先生於義理髮人所未能發，學生等心悅誠服。」
「學生等心悅誠服！」
陳凡點了點頭繼續道：「從前我教授弟子，因為他們剛學八股，都還在起步階段，所以我教他們要寫出自己的八股文風，或糜艷、或峭深、或圓融，但他們都流於形式，無法發人所未發。」
「為什麼我剛剛給你們講丨法語之言和巽與之言？」
眾人這才恍然大悟，唐璣道：「先生是想讓我的多讀書，多思考，不拾人牙慧。」
陳凡點了點頭：「很好！」
「那能不能請老師寫一篇八股時文，讓我等開開眼界？」唐璣雙眼放光，期待地看向陳凡。
陳凡想了想，看了看屋外的天色，最終點了點頭道：「可以。你們誰來出題？」
眾人你推我，我推你，最終選了苗世文來出題。
苗世文想了想後開口道：「請夫子用《布縷之徵》為題。讓我等觀摩先生作法。」
「布縷之徵」出自《孟子·盡心下》，孟子曰：「有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這段話什麼意思呢？
孟子說：「稅賦分成三種，徵收布帛絲麻、徵收糧食、徵發徭役。有德的君主，只行其中一樣，其餘兩項暫緩。如果同時徵收兩項，百姓就會有餓死的；三樣一齊征斂，百姓便會父子離散，家破人亡。」
現在寫這種文章，其實對於陳凡來說，有很多種寫法，但為了給學生們一個「發人所未發」的榜眼，陳凡還是頗費了一番心思的。
想了片刻，陳凡提起筆開始書寫。
眾學生好奇地圍攏在陳凡身邊，唐璣看著陳凡筆走龍蛇，忍不住讀出聲來：
「夫民也，財力皆願自效，拮据亦所不辭。盡而征之，詎敢言怨？所最苦矣，既已殍、既已離矣。」
「有司課民而不應，罪乃在民；司農課吏而不應，罪又在吏。朝廷以為此故額也，官府亦曰此故額也。」
「指饑寒為不謀朝夕之愚夫，坐流亡為不事生業之游手，孰悉其故而痛其傷者哉！由是觀之，緩不緩之際亦危矣。」
看到這，眾人不禁咋舌，這陳先生真是什麼話都敢說啊。
陳凡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
百姓們本是願意拿出財力為國效力，就算日子窘迫艱難，也不會推辭。可若是把他們的財力全部搜刮一空，百姓縱然不敢口出怨言，卻已經苦到極點，有人餓死、骨肉離散了。
地方官吏向百姓督徵稅賦，若是徵收不上來，罪責就歸給百姓；戶部（司農）督責地方官吏，賦稅完不成，罪責又落到官吏頭上。朝廷覺得這是歷來固定的稅額，地方官府也說這是舊有的定額。
（於是）把饑寒交迫的百姓，說成是不會謀劃生計的蠢人；把流離逃亡的百姓，判定成不務本業的游惰之徒。又有誰能知曉其中實情，憐憫他們遭受的苦難呢！
陳凡寫這裡時，其實滿腦子都是明末亂世的情狀。
崇禎年間，天下百姓起初是願意為國承擔遼餉，抵禦外寇的；就算家境拮据，也願意勉力繳納。
但是後來又增加剿餉和煉餉，三餉疊加，是在田賦正額之外反覆加派，竭澤而漁。
而且這還不是一次性徵一次，是連年疊增。
百姓財力被搜刮殆盡，不敢公開抱怨官府，但是大量百姓破產，餓殍遍地、家庭破碎、骨肉流離。
朝廷定好了三餉的徵收總額，視作必須完成的固定定額，年年要足額上繳，不能少。朝廷認定：這是國家軍國所需的「故額」。
戶部向下壓任務，嚴責府縣官吏必須征齊，完不成就要參劾、降職、治罪。
地方官沒有辦法，只能逼迫百姓；百姓實在無糧無錢交不上，罪責就歸於百姓，視為頑抗拖欠。
這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壓力傳導鏈條：朝廷壓戶部→戶部壓地方官→地方官壓榨小民。
上下都拿「軍餉定額、國事緊急」作為理由，不去看百姓實際還有沒有餘力。
百姓田地遭災、連年加派，無力繳稅，只能棄田逃亡。
官府文書、上報的奏疏裡面，往往把流民的成因簡單歸為百姓懶惰、不事本業、不願耕種，而不肯承認是賦稅太重逼得人活不下去。
地方官為了脫責，不會向上稟報是加派過重，只把逃亡百姓定性為游惰無賴。
朝堂之上很多身居高位計程車大夫，遠在京師，不知民間實情，很多人還真採信這套說辭，全然看不到賦稅重壓才是問題的根源。
越征餉，百姓越破產，流民越多；流民越多，叛亂越盛，朝廷又需要更多餉銀剿賊，於是繼續加派，這樣就自然而然陷入了惡性迴圈。
大梁因為倭亂，這些年攤派也不少。
只不過老天爺還算幫忙，烈度也沒有明末那麼恐怖。
所以大面上朝廷還是能支應下去的，但說實話，很多事情已經露出了苗頭。
在場的很多人都是官宦子弟，他們的社會生活多多少少能接觸到這個話題。
當陳凡用布縷之徵這個話題，講清楚加征、攤派後的惡性迴圈，在場的所有人都不由倒吸一口涼氣。
在他們看來，朝廷加征、攤派，這確實有問題，但還從來沒有深入考慮過陳凡所描述的惡性迴圈，更別提，他們壓根不會想到，可以在制義中，將實際的社會問題，切入到考題之中。
可想而知，這種新鮮感和震撼感，真得讓在場之人對陳凡佩服的五體投地。
見到眾人的反應，陳凡也不繼續往下寫了，他緩緩擱筆，抬頭道：「爾等今日所學，應該懂兩件事，若是能學去了，便能有大收穫。」
他豎起一根手指：「其一，朱熹集注，是宋儒一家之見，是彼時治國勸學的權衡之道，並非孔孟流傳千古的唯一定論。朝廷取其為科考圭臬，是取其規整、統一、便於取士，而非其字字句句皆是萬古不易的真理。讀書之人，若只會死守舊注、拾人牙慧，被前人說辭框死眼界，便永遠讀不透經文，更看不透世道。」
「其二，世人皆以為八股是雕琢字句、空談義理的浮華文字，只會搬弄聖賢舊言，不敢論當世利弊。實則不然，聖賢經書，字字皆是為治世、為生民而立。我讓你們重讀經典，不是真叫你們死記硬背，而是要你們學會一個道理……」
說罷，他抽出一張新紙來，在上面寫道：
「學而不思則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