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布棚支起來的時候，天剛亮透。
馬波把棚角壓好，搬出玻璃櫃，四角擦了，擺正。木牌掛上去，字是去年寫的，漆掉了些——「馬記修表」，旁邊小字：配鑰匙，換電池。
他蹲下，生爐子。鐵皮爐里昨夜的灰還溫著。添了碎炭，扇了幾下，火苗竄起來，藍的，又轉紅。鋁壺坐上，水響之前，他點了根飛馬煙。
街上沒有人。只有早點攤的油鍋在響，炸油條的香氣飄過來。他吐了口煙，看鐘樓——七點五十九。八點整，鐘響了八下。
他低頭，看自己的表。十點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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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了四分鐘。鐘樓一直慢四分鐘。十一年了。
他進屋，從櫃裡取出那塊表——昨天下午收的，上海牌，遊絲斷了。用鑷子夾起遊絲，對著光看。手很穩。
門外有人咳嗽。
方老闆，茶館那個，胖，穿中山裝，腋下夾著報紙。他踱過來，在攤前站住，看了看玻璃櫃裡的表，又看了看馬波手裡的表。
「馬師傅，忙著呢？」
「嗯。」
方老闆沒走，又站了一會兒，說：「聽說了嗎？省里來人了！住市委招待所！說是查什麼案子！」
馬波沒抬頭。鑷子尖挑著遊絲，往擺輪上放。
「嗯。」
方老闆等了等，又說：「城裡都傳開了——查的好像還是老案子！」
馬波把遊絲壓好，擱下鑷子，拿起表殼，扣上。他擰後蓋，一圈，兩圈，擰緊了。放平在櫃檯上，看秒針走。走了三秒，停了。
他拿起表，重新打開後蓋。
方老闆看著他，等他說話。他沒說。方老闆站了一會兒，轉身走了。腳步在青石板上，響了幾聲，遠了。
馬波把那根遊絲又摘下來，重裝。手還是很穩。冬天過去之後，這雙手就沒抖過。十一年了，他沒讓這雙手抖過。
表修好了。秒針走，一格一格，不急。他把表放進玻璃櫃裡，掛上紙牌，寫上價錢：八塊。
鋁壺響了。他拎下來，沏了缸子茶，擱在櫃檯上。茶色淺，茶葉浮著。他端著缸子，看鐘樓——九點十二分。鐘樓還是慢四分鐘。
他坐下，從櫃底摸出一塊舊錶，不是顧客的。他自己的。表殼磨得發亮，錶帶換過三根了。
他給表上弦。一圈，一圈，一圈。
十一年了。
1980年，他看見那雙皮鞋。黑皮鞋，皮面很亮，踩在檔案館門前的台階上，停了一下，又往前走。他當時蹲在對面的牆根底下，手裡攥著一把活——一個幹部模樣的人讓他等，說進去取個東西。他沒等到那人出來，等到了那雙皮鞋。皮鞋進去之後，檔案館的燈滅了。再亮起來的時候，那人沒出來，皮鞋也沒出來。出來的是後來他認識的那個名字——王本善。王本善是次日晌午才被人發現的。他不認識王本善。但他認得那雙皮鞋。
1981年，他把帳本放進鍾里。鐘樓北牆，底下第三塊磚，鬆了。他試過，能抽出來。帳本用油紙包了三層，塞進去，磚推回去，灰抹上。他站在鐘樓下，仰頭看——鐘盤上，分針正對著十二。他低頭看表，慢四分鐘。他笑了，笑得很輕。從此鐘樓慢四分鐘，他知道為什麼。
1982年。1983年。他修表，他看鐘樓，他等。他修了無數塊表，每塊表都走得准。只有鐘樓不准。只有鐘樓一直慢四分鐘。
1984年，他聽說任守義調來城裡。他沒見過這個人，只知道是從縣裡上來的。他修表的時候，偶爾會想——任守義知不知道帳本的事。後來又不想了。知道不知道，都一樣。他等的是別的事。
1985年，1986年。他每天早上八點聽鐘響，晚上九點聽鐘響。鐘響的時候，他手裡的活不停。針在走，輪在轉，他聽得見那些細小的聲音。鐘樓的聲音是另一種，鈍的，像從很深的地方傳上來。
1987年，侯援朝被查。他聽茶館裡的人說過一嘴，說侯援朝進去了，又出來了，說是什麼帳的事。他低頭修表，沒接話。方老闆那天也在，說侯援朝這人啊，膽子小，辦不成事。他聽著，沒抬頭。
1988年，1989年，1990年。一年一年。他修表，他看鐘樓，他等。他的頭髮白了一些，手還是穩的。有人誇他手穩，說馬師傅這手，修一輩子表都不帶抖的。他笑笑，說，手抖了，表就修不成了。他沒說後半句——手抖了，等不成了，也就白等了。
1991年3月，他聽說任守義拿到了帳本。消息是收舊貨的老孫帶來的。老孫說，任守義那小子，把帳本交了。他說這話的時候，馬波正在換一塊表的蒙子。他手沒停，問：「交了？」
「交了。聽說直接交到上面去了。」
「嗯。」
老孫走了以後，他放下表，走到門口，看鐘樓。天快黑了，鐘樓的輪廓發暗。他站了很久，回屋，把那塊舊錶拿出來，上弦，上滿。表走得很穩。
現在，1991年4月25日。他給表上弦，一圈，一圈。省里來人了。查老案子。任守義交的證據。快了。
他把表放在櫃檯上，看它走。秒針轉了一圈，又轉了一圈。他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茶。茶涼了，澀。
他放下缸子，抬頭看鐘樓。
太陽走到鐘樓頂上，光從鐘盤上滑過去。分針指著五十三分的位置，慢四分鐘。十一年了，它一直慢四分鐘。他修好了無數塊表，從來沒修過鐘樓。
他輕聲說：「鍾，快該修了。」
風從街上過，油布棚角掀了一下。他伸手壓住，又坐回去，拿起下一塊表——一塊梅花表，進水了，需要拆開洗油。他擰開後蓋，裡面的零件鏽了一片。他拿起鑷子，開始拆。手很穩。
那塊梅花表，鏽得不輕。後蓋擰開，裡面潮氣悶著，夾板邊緣起了綠斑，齒輪咬合處凝著一層乾涸的油泥。馬波把錶盤卸下來，用柳木條蘸了洗油，一點一點地剔。
方老闆走了。腳步聲在巷口拐了個彎，沒了。
馬波把手裡的表放下。那是一塊上海牌，盤面裂了道紋，秒針走到六的位置卡一下，又走過去。他沒接這活。方老闆來是為了別的事，表只是順手放在攤上，像放一根煙。
他坐著。油布棚頂透下來的光落在檯面上，照見一層灰。他拿起一塊絨布，把灰擦了。擦完又放下，手擱在膝上。
棚外頭有人騎車過去，鈴鐺響了兩聲。再遠些，菜市的嘈雜浮起來，又沉下去。
他伸手拿起一塊表。是塊老表，鋼殼，得修。他用拇指按住表把，一圈，一圈，一圈。齒輪在指腹底下走，細密的、熟悉的抵力。他數著。
十一。
他把表放下，沒上滿。他忽然想，十一年了。
十一年前的夏天，他看見那雙皮鞋。黑色，尖頭，擦得亮。那人在巷口站著，抽了半支煙，走了。馬波當時在修一塊鬧鐘，手上全是油，他沒抬頭。但他看見了那雙皮鞋——油布棚的邊角底下露出一截鞋尖，亮得晃眼。
後來他才知道那人是來踩點的。
1981年，他把帳本放進鍾里。那口鐘在鐘樓頂上，鏽蝕的齒輪箱裡空著一塊，剛好放得下一本帳。他用油紙裹了三層，又用鐵絲綁牢，塞進去的時候手抖了一下，指節磕在鐵殼上，破了皮。血滲進油紙里，洇開一小塊暗紅。他沒擦。他把齒輪箱合上，把螺絲擰回去，把鐘樓的門鎖好。走下樓的時候，他聽見鍾在頭頂走——慢四分鐘。他早就知道它慢四分鐘。他上去過，看了，沒修。他知道它為什麼慢。
帳本壓著。他不修。
老吳是五金廠的會計，管帳。老吳死之前，來找過他，說帳對不上，差三千六。馬波沒說話，遞了根飛馬煙過去。老吳抽完煙走了，再沒來過。1982年，他在攤子底下的鐵皮箱內壁上刻下第一個名字，「吳」字，用銼刀尖，一筆一筆，刻得很深。鐵屑落在他褲腿上，他沒撣。
1983年，他修了一整年的表。那一年鐘樓的鐘又慢了，慢到五分鐘。街坊有人提過，說該找人修修了，沒人應。他每天出攤，收攤，修表。上海牌、梅花、雙獅，他拆開，清洗，上油，裝回。指針走起來，滴答，滴答。他聽了一整年的滴答聲。有時候他抬頭看鐘樓，那口鐘在太陽底下發白，時針和分針張成一個鈍角，像一個人張著嘴，說不出話。
他知道它在說什麼。
1984年，他換了一塊油布棚頂。舊的破了幾個洞，下雨天漏水。他踩著梯子換，下來的時候在最高一級上站了一會兒。鐘樓就在那條街的盡頭，青灰色的磚，尖頂。他看了很久，直到脖子酸了才下來。
1985年，有人來查過一次。穿制服，兩個人，在巷子裡轉了一圈，走了。馬波那天沒出攤。他坐在屋裡，搪瓷缸里的茶涼了，沒喝。第二天他照常出攤，修了一整天表。
1986年。1987年。1988年。他修表，看鐘樓，等。他等一個人來查，等他自己忘了，或者等那口鐘自己把帳說出來。鐘沒說。他也沒忘。日子像錶盤上的秒針，走得又細又長，一圈又一圈，看起來在原地，其實已經走了很遠。
他低頭，看自己的手。
拇指和食指的指腹磨得發亮，繭子厚了一層又一層，按下去是硬的。指甲剪得短，齊著肉，縫裡嵌著洗不掉的油泥。他修過的表，比他數過的日子還多。他數過嗎？沒有。但他知道，這些年從他手上過去的表，少說也有幾千塊。每一塊他都修好了，走得准。只有鐘樓那口鐘，他一直沒修。
他抬頭，看鐘樓。
鐘樓還是慢四分鐘。十一年了，它一直慢著。像他。他也慢著。別人往前走，他停在那一年。1980年，那雙皮鞋。1981年，那本帳。然後他就不走了。他把自己也上成了弦，一圈一圈地擰，擰到某個地方就停住，再也不往前。
棚外有人喊：「馬師傅，表修好了沒有？」
他回過神來，拿起先前那塊表。他重新把表把擰了兩圈，聽了聽聲音，然後放下。他彎腰，從攤子底下摸出那塊鐵皮。鐵皮上刻著一個「吳」字，還有別的。他指腹摩過那些筆畫，然後把它放回去。
他站起來，走到攤子邊上，靠著柱子，摸出煙。飛馬。他點了一根，吸了一口。煙升起來，在油布棚頂底下散開。
鐘樓在那裡。慢四分鐘。他吐出一口煙，看著它。
「快了。」他說。不知道是說給誰聽。
午後日頭偏西，攤棚的影子拉長，落在人行道方磚上。街上人不多，四月末的下午，風帶著江水的腥氣。他低著頭，鑷子夾住一顆螺絲，放進小瓷碟里。螺絲太小，手穩，呼吸也穩。
有人走過來。
腳步聲在攤前停住。不是停一下又走的那種——是站定了，鞋底在方磚上蹭了一下，像在打量什麼。馬波沒有抬頭。鑷子尖探進機芯，挑出一片鏽屑，擱在油布上。那片鏽屑很小，在光里發暗。
那人站了約莫半支煙的工夫。馬波聽見他呼吸的聲音，很輕，勻淨，不像趕路的。攤前擺著幾塊舊錶，一塊上海表，一塊東風表，錶蒙子都花了。那人大概在看那些表，也可能在看修表的人。
馬波把梅花表的擺輪裝回去，試了一下，不轉。他擰松夾板螺絲，重新校位。手很穩，指尖有一點洗油的氣味，淡淡的煤油味。
那人走了。腳步聲離開，沒有問價，沒有搭話，往街東頭去了。馬波仍沒抬頭。他放下鑷子，從搪瓷缸里喝了口水，水涼了。他把缸子放下，繼續修。
省里來人了。他知道。這幾天街面上多了幾張生臉，穿中山裝的，走路不緊不慢，眼睛往四下里看。他們來查帳，來查鐘樓，來查十年前那筆四萬七的帳。他們也會來看他——看那個替錢守拙修了半輩子表的人，看那個把帳本交出去的人，看那個在攤子後面坐了一下午、手一直很穩的人。
梅花表的遊絲有點歪。他用鑷子尖輕輕撥了一下，遊絲彈回去，復位了。裝好擺輪，再試，走了。秒針跳了一下，開始往前挪。
他放下表，抬頭看了看天。日頭已經偏西了，該收攤了。
收攤的時候天還沒全黑。他把表收進木匣子裡，油布疊好，凳子搬進街邊的屋檐下。那塊梅花表他沒帶走，放在攤板底下的小抽屜里，明天接著校走時。
他沒有開燈。
老屋的堂屋暗下來，只有門縫裡透進來一點街燈的光。他坐在桌邊，沒有動。屋裡七個鍾在走——座鐘在牆角，掛鍾在東牆，還有幾隻小的，放在條案上。它們各走各的，嗒，嗒，嗒，聲音參差著，像七個人在說話，又像七個人都不說話。
他坐了很久。黑暗裡，那些鐘的聲音越來越清楚。他伸手摸了摸胸口——那裡什麼都沒有。襯衫口袋是癟的，帳本不在了。他把帳本給了任守義，任守義把它交給了該交的人。那東西現在在哪裡，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它不在他這兒了。
他站起來，摸到牆角工具箱。鐵皮箱子，舊了，鎖扣有點松。他打開，最底層有個夾層，用油布墊著——空的。他手指在夾層里停了一下，摸到一層灰。他合上夾層，把箱子鎖好，鑰匙揣進褲兜。
他回到堂屋，沒有開燈。他站在屋子中間，七隻鍾還在走，嗒，嗒，嗒。他聽了一會兒，走到牆邊，把最大那隻座鐘的鐘擺扶了一下。鐘擺晃了晃，繼續走。
他躺到床上，沒有脫外衣。眼睛睜著，看著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條裂縫，從燈座邊一直延伸到牆角，像一條細河。屋裡黑，他看不見那條裂縫，但他知道它在。
省里來人了。齊正，那個白臉人，快被帶走了。任守義那邊應該已經動手了。他等了十一年——從1990年那個冬天開始，從錢守拙死在鐘樓底下開始，從他在修表攤後面第一次聽見帳本兩個字開始。
他摸了摸胸口，那裡什麼都沒有。
快了。
他閉上眼睛。屋裡的鐘還在走，嗒，嗒，嗒。聲音很輕，但在夜裡很清楚。他聽見自己的呼吸，和那些鐘聲混在一起，像也在走。
「快了。」他說。
聲音很輕，像說給那些鍾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