檯燈亮著。任守義坐在桌邊，把東西一樣一樣往桌上擺。
先是帳本。油布包著，解開，露出那個灰藍色的硬殼本子。他翻了翻——四萬七。四萬七千塊，從鐘樓取回來的那天，油布上還帶著潮氣。
他把帳本放平，壓了壓邊角。
舊照片。1980年鐘樓合影。六個人站在鐘樓底下，陽光斜著打過來，影子拖得很長。馬波給他的時候說：「你留著，有用。」他看了三秒鐘，放在帳本旁邊。
批文複印件。一張薄紙，折了兩折。展開，「批：省物資局齊」幾個字，鋼筆寫的，墨跡滲進紙里。他記得這頁紙在檔案里躺了十一年。
錢守拙的紙條。玻璃紙包著，四個字：「鐘樓。北牆。底下。」老錢寫這幾字的時候，手大概在抖。筆劃有斷，起筆重，收筆輕。
解剖報告。牛皮紙袋，封口已經開裂。抽出來看一眼——真實版，不是局裡存檔的那份。老錢的內臟、骨頭、那根斷了的肋骨，紙面上寫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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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名單。郭彩雲抄的，原子筆，字跡工整。三頁紙，三十七個名字。任守義沒細看。他看過了。
他一樣一樣看。看完，把東西攏到一處，從抽屜里拿出一塊藍布。
藍布是舊的，洗過很多次，邊角起了毛。他包東西的習慣——從部隊帶回來的——先用油布，再用布，紮緊，打結。
他折布，蓋住那堆東西，左一折，右一折，翻過來，壓住，再對摺。繩子不在。他用布角打了個結，緊了緊。
藍布包放在桌上，他看了兩秒。然後拿過舊公文包——黑色人造革的，提手磨白了，邊角露著灰——拉開拉鏈，把藍布包放進去。合上，扣好。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
天蒙蒙亮。鐘樓立在霧裡，黑黢黢的，頂上的鐘看不見。那口鐘慢了十一年，沒人修，沒人校。
他看了很久。
「該上省了。」他說。
聲音不高，像報時。
他轉身，把公文包從桌上拿起來，夾在腋下。檯燈關了。屋裡暗下來，窗戶亮著灰白的光。
他拉開門，出去，門在身後碰上。鎖舌「咔嗒」一聲。
筒子樓走廊，燈壞了，靠走道盡頭的窗戶透進一點天光。任守義走兩步，停下來。
他回頭看了一眼自己的門。門是木頭的，漆剝了，露出底下的黃。門把手磨得發亮。他住了十年的屋子，開門有股煤灰味，窗戶關不嚴，冬天漏風。
他轉過身，下樓。
樓梯間黑，他扶著扶手，一步一步。二樓拐角堆著蜂窩煤，他側身過去。一樓鐵門推出去，冷風灌進來。
自行車在樓下，二八，車座裂了，用黑膠帶纏著。他開鎖，把公文包放在車筐里，蹬上去。
臨江汽車站在解放路，騎過去十五分鐘。天還沒全亮，街上有早點攤，油條在鍋里翻，白汽往上冒。有人蹲在路邊刷牙，有人推著板車走。
他一路沒停。
汽車站候車室里人多。長椅上坐滿了，地上也蹲著人。煙味、汗味、隔夜的味道混在一起。喇叭里在喊什麼，聽不太清，斷斷續續的。
任守義擠到售票窗口。窗口小，玻璃髒，裡面的人頭也不抬：「哪的？」
「省城。」
「三塊五。」
他遞錢進去，拿了一張票。票是粉紅色的，薄，上面印著「臨江—省城」，時間是七點四十。
他把票夾在手指間，找了個角落站著。公文包夾在腋下。
旁邊一個婦女抱著孩子，孩子哭，婦女拍，拍不停。對面長椅上兩個男人在打牌，用煙盒撕了當紙牌。有人在吃饅頭，渣掉了一地。
七點二十，喇叭響了：「去省城的，去省城的，檢票——」
他走過去。檢票口擠著人，他排在後面。前面的人扛著編織袋，擋住了大半視線。
車在院子裡停著。藍色的大客車，車身上全是泥，玻璃上有一層灰。司機站在車門口抽菸，看人上車。
任守義上車，靠窗坐下。公文包放在膝蓋上，雙手按著。
車發動了，抖了一下。引擎在屁股底下響，悶悶的。車倒出院子，拐上大路，喇叭按了兩聲。
窗外，臨江的街往後退。早點攤、筒子樓、電線桿、樹——退，退，退。他看見鐘樓了。
在晨霧裡，灰濛濛的。塔身往上收，頂上的鐘看不清，只有個輪廓。鐘樓站在那兒，像一根釘子，釘在城中間。
車越開越遠。鐘樓變小，變成火柴盒，變成一個小點。晨霧把它吞掉了。
任守義收回目光。他把公文包抱緊了一點，抱在懷裡。
藍布包在裡面。帳本、照片、批文、紙條、報告、名單——一樣都不少。
他閉上眼。車顛了一下，他睜開。
窗外，田和山，山和田。路邊的樹一棵一棵往後倒。他想起1979年，他從部隊轉業回來，坐的就是這趟車。那時候也是春天，也是早晨。
他那時候沒想到，十二年後，他會帶著這些東西再走一趟。
車開了三小時。中間停了一次，在一個叫青溪的小鎮，有人下車，有人上車。任守義沒動，公文包一直放在膝蓋上。
省城到了。車站比臨江的大，人也多。他下車，站在站台上，看了看天——陰的，雲壓得很低。
他走出車站，在門口站了一會兒。然後他往右拐，沿著馬路走。
省城的樓比臨江的高。街上自行車多，公交車也多。他走了兩條街，看見一個郵局。綠色的門臉，門口停著幾輛自行車。
他走進去，在櫃檯前站了一下，又出來了。
不是現在。
他繼續走。找到一個招待所，門面不大，掛著「春風旅社」的牌子。他進去，開了一間房。
房間在三樓，窗戶朝北。他把公文包放在床頭，在床上坐了一會兒。
然後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樓下是條小街，有幾個小販在擺攤。遠處有座塔，不高，灰的。
他看了很久。
天黑了。他沒開燈。房間裡暗下來，只有窗口透進來一點街燈的光。
他坐在床上，公文包放在身邊。
明天去省物資局。他想。
他摸出一支煙，點上。火光一閃，照出他的臉——他瘦了，顴骨凸出來，眼窩陷下去。煙燒到一半，他掐滅了。
他躺下來。沒脫衣服，公文包抱在懷裡。
窗外，省城的夜在響。車聲、人聲、不知哪裡傳來的音樂聲。
他閉上眼。過了一會兒，又睜開。
他想起鐘樓。想起那口慢了十一年的鐘。
明天。他說。明天。
省城比臨江大。街道寬，樓房高，人多。任守義站在長途汽車站門口，看了一會兒。天灰濛濛的，和臨江差不多的天色，但樓不一樣。臨江最高的樓是百貨大樓，六層。這裡隨便一棟，都往天上頂。
他問了三個人，才找到省人民檢察院。灰樓，不高，但門臉寬。國徽掛在正中間，水泥牆面被雨水洇出深色的水跡。門口站著兩個穿制服的，其中一個看見他，走過來。
「找誰？」
「臨江市，任守義。來報案的。」
那人上下打量他。任守義穿著藏青中山裝，拎一個黑色公文包，舊了，邊角磨得發白。公文包里鼓鼓囊囊的，不知道塞了什麼。
「登記。」
門衛遞過來一個本子，一支筆。任守義接過，在來訪事由那一欄寫了三個字：報個案。字跡工整，一筆一划。寫完，他把筆擱下，等著。
門衛拿起電話，撥了個號，說了幾句。放下電話，對他抬了抬下巴：「進去，二樓，左邊第三間。」
任守義道了聲謝，往裡走。走廊不寬，日光燈亮著，嗡嗡響。牆面刷了淡綠色的漆，下半截是深綠色，像是刷了很多年，邊角起了皮。他走到左邊第三間，門開著，敲了兩下。
裡面坐著一個男人，四十多歲，精瘦，戴一副眼鏡，正在看文件。聽見敲門，抬起頭。
「你是臨江的？」
「是。」
「報什麼案？」
任守義走進去，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打開，從裡面取出一塊藍布包。藍布舊了，顏色褪得發白。他一層一層打開，動作慢，穩。裡面是一個牛皮紙信封，一疊紙，一本硬殼本子，還有一小塊金屬片——表殼，邊角磨得發亮。
他把東西一樣一樣擺好，才開口：「1980年，臨江機械廠，貪污案。四萬七。死了十一個人。」
沈科長看著他，看了很久。日光燈嗡嗡響。窗外有汽車喇叭聲，隔了很遠。任守義站著，沒有動。
「……你坐下。慢慢說。」
任守義拉開椅子，坐下。公文包放在膝蓋上，兩手搭在包上，手指交疊。
「帳本在這兒。」他指了指那本硬殼本子，「四萬七，一筆一筆，都記著。1980年，機械廠發工資，少了四萬七。廠里查，沒查出來。後來出了意外，有人因故離世。」
沈科長沒有打斷他。他伸手拿過那本硬殼本子，翻開。翻了幾頁，又翻了幾頁。手指停在某一頁上，沒說話。
任守義繼續：「錢廠長死之前，留了東西。表殼，裡面藏了一張紙條，寫著『鐘樓。北牆。底下。』我去挖過，挖出來一包東西。是當年廠里的帳本，被人埋起來的。還有一份證詞，是當年經手埋帳的人寫的。他說，帳是有人讓他埋的。」
沈科長抬起頭：「誰？」
「侯援朝。當年機械廠的保衛科長。他寫了字據，摁了手印。他說，帳是『上面』讓他埋的。」
沈科長沒接話。他把本子放下，又拿起那疊紙，一張一張看。任守義坐在對面，看著他看。辦公室里很靜，只有日光燈嗡嗡響。
沈科長看完，把紙放下。他摘下眼鏡，用手指揉了揉鼻樑，又戴上。
「這些證據，你帶在身邊？」
「是。」
「……有人知道你來嗎？」
任守義想了想。他想起臨江的街道，想起檔案館門口的灰衣人，想起那根電線桿。他想起馬波，想起老周——不，老周不在了。他想起自己出門時，鎖了門，看了看樓道，沒有人。
「……不知道。」
沈科長沒有接話。他站起來，走到窗前，看了一會兒外面。省城的天灰濛濛的，樓和樓挨著，窗戶密密麻麻，像無數隻眼睛。
他看了一會兒，轉過身來。
「任同志，你今晚，先別回臨江。」
任守義看著他：「為什麼？」
沈科長沒有回答。他走回桌邊，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撥號盤轉回去，咔嗒咔嗒響。電話那頭接通了，沈科長說：「是我。有個人，你過來看一下。」
他報了一個房間號，放下電話。
任守義坐在椅子上，手還搭在公文包上。他沒有問話。他看著沈科長，沈科長也沒看他。窗外，省城的天陰著，像要下雨。
房間裡靜了很久。
任守義想起臨江。想起那條街，想起檔案館門口的電線桿。想起灰衣人站在街對面，看著他。他想起鐘樓，想起那口鐘。
他走的時候，省城的天開始下毛毛雨。他站在檢察院門口，等。沈科長讓他別走遠，說有人來接他。他站在門廊下，看雨絲落在水泥地上，洇出深色的點子。
他想起侯援朝寫的字據。想起錢守拙表殼裡的紙條。想起王本善在檔案館裡，一頁一頁翻訃告的樣子。十年。王本善查了十年死人。
查到的，就是被抹掉的。
他站在門廊下，等著。雨越下越密。省城的天，灰得看不見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