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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帳在鍾里

  正月初十。街上人不多。

  馬波掀開油布棚的帘子,冷風灌進領口。他把帘子捲起來,用鐵絲別住,彎腰鑽進棚里。玻璃櫃面上落了一層灰,他拿抹布擦了,又去生爐子。爐子放在角落,頭天晚上壓的炭,還留著一點火種。他撥了撥灰,添了兩塊蜂窩煤。爐子慢慢旺起來,鐵皮壺裡的水響了。

  他給自己續了茶根。搪瓷缸里泡的茶葉,頭天泡過一遍,今天再續,顏色淡了。他喝了一口,把缸子放在櫃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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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頭看鐘樓。

  八點,鐘樓敲了八下。聲音傳過來,比表慢了一點。

  他低頭看自己腕上的表。八點零四分。

  鐘樓慢四分鐘。

  他看了鐘樓一會兒——眼神不像看鐘,像看一個舊熟人——然後低下頭,在櫃檯後面坐下,開始修表。

  今天修的是一塊鑽石牌。表主是個老頭,年前送來的,說走慢了,一天慢個一兩分鐘。馬波拆開後蓋,拿目鏡夾在眼眶上,照了照。遊絲有點變形,不是大毛病。他用鑷子把遊絲取下來,放在玻璃片上,拿放大鏡看。

  遊絲受過潮,有一圈擰了。

  他換了一根新的。手很穩。鑷子夾著遊絲,一點一點安進去,拿螺絲刀擰緊,合上後蓋。

  他沒上弦,先放在耳朵邊上聽了聽。

  嘀——嗒——嘀——嗒。

  他放下表,又抬頭看鐘樓。正月過了,街上人少了一些。賣年貨的攤子撤了,巷口的紅燈籠還在,風吹過來,晃了兩下。

  那個老刑警,蹲了他三天。

  第一天,坐在對麵茶館的窗邊,要了一壺茶,喝了一上午。第二天,換成站在鍾橋橋頭,抽了兩根煙,走了。第三天,直接走到攤子前面來,問他:

  「你認不認得王本善。」

  馬波沒抬頭。「修表。」

  「問你話。」

  「不認得。」

  「紡織廠的。帳房。」

  「不認得。」

  老刑警站了一會兒,他手裡夾著煙,沒抽,菸灰燒了一截,掉在地上。他低頭看了一眼,又抬起頭來,看鐘樓。

  「你這鐘樓,慢了吧。」

  馬波沒接話。

  老刑警走了。他走得不快,步子很穩,像他心裡有數。

  馬波知道,他會再來的。他查得慢,像修表。一點一點拆開,一點一點看。

  他快查到鐘樓了。

  他快來了。

  馬波放下手裡的表,起身,走到棚子後面。那裡有一個木頭箱子,鎖著。他打開鎖,從裡面拿出一個牛皮紙包。紙包不大,兩本書那麼厚,外面纏了三層布。

  他把布解開,露出裡面一個鐵皮盒子。

  他沒打開盒子。他摸了摸盒子的邊沿,又用布包回去,放回箱子裡,鎖上。

  他回到櫃檯後面,坐下,拿起那塊鑽石牌,上弦。

  上弦的時候,他想起了1981年。

  那一年春天。他父親剛過世,他頂職離廠。機械廠給他辦了手續,他接了父親的修表攤。

  父親留下的東西不多。一個柜子,一套修表工具,一個木頭箱子。箱子裡有父親攢了一輩子的零件——發條、遊絲、齒輪、錶盤——雜七雜八,用油紙包著。

  帳,不在箱子裡。它埋在北牆根底下——鐘樓北牆,牆根最低處,有一排青磚,灰漿是新補的——1980年冬天,他夜裡校鍾,見過有人在那牆根底下,埋過東西。他沒聲張。他記下了那排磚的位置。

  1981年春天,父親過世後的第七天。夜裡。他去了鐘樓北牆根,撬開那排磚,從牆根底下的洞裡,取出一個油布包。油布黃了,扎著麻繩。他解開,裡面是一本帳。

  本子不厚,牛皮紙封面。打開,裡面是鋼筆字,一頁一頁,數字。日期、金額、名字。

  他認出了幾個名字。都是廠里的人。有的是幹部,有的是工人。

  他看了三頁,合上了。

  他沒跟任何人說。

  1981年春天,他父親過世後的第七天。夜裡。他揣著那本帳,出門了。

  他往鐘樓走。

  鐘樓在城中心,挨著鍾橋。樓高四層,磚混結構,頂上是一口大鐘。那口鐘是解放前鑄的,機械廠的人說,當年是從舊鐘錶行里淘來的,裝上以後,全城都聽得見。

  1980年,鐘樓大修過一次。城建局的老周找他幫忙——他是修表匠,修鐘的原理一樣——他校過那口大鐘,拆開齒輪,擦灰,上油,重新對上刻度。

  老周把鑰匙配給他。「你義務修鍾,隔三差五上去看看,省得壞了我還得找電工。」

  他接過鑰匙,沒說什麼。

  那天夜裡,他拿那把鑰匙,打開了鐘樓的側門。

  門是木頭的,刷了綠漆。鎖是普通的掛鎖,他擰了一下,開了。他閃身進去,關上門,在黑暗裡站了一會兒。等眼睛適應了,他摸到樓梯扶手,一層一層往上走。

  一樓,二樓,三樓。四樓。

  四樓是鍾室。大鐘占了半間屋子。齒輪、槓桿、鐵皮、鋼絲。他站在鐘下面,聽見齒輪轉動的聲響——咔,咔,咔——很慢,很沉。

  他繞著鍾走了一圈。

  鐘的背面,鐵皮包著。他伸手摸,摸到一塊鐵皮,邊緣翹著。他摳了一下,鐵皮鬆了,掀開來。

  後面有一個凹槽。磚砌的,大約是當年裝鐘的時候留下的。

  他把那本帳從懷裡掏出來。牛皮紙封面,有點潮。他拿油紙又包了一層,塞進凹槽里。

  鐵皮按回去。他拿指頭壓了壓,嚴絲合縫。

  他站在黑暗裡,聽見齒輪轉。

  他下了樓,鎖上門,回家。

  第二天,他照常出攤,修表。

  那本帳,他誰也沒說。

  他等一個人來取。等了十年。

  那個老刑警,蹲了他三天。他查得慢,像修表。他快查到鐘樓了。

  馬波給鑽石牌上了弦,放在耳朵邊又聽了一遍。嘀——嗒——嘀——嗒。

  他把表放在櫃檯上,等表主來取。抬頭看鐘樓。

  鐘樓慢四分鐘。從他把帳本放進去以後,就慢了四分鐘。他上去校過幾次——拆開齒輪,重新對刻度——但每次校完,過幾天又慢回去。

  他後來不校了。

  慢就慢吧。

  他從1981年春天以後,再沒上過那口鐘。他把鑰匙收在工具箱最底層,用油紙包著,混在一堆廢零件里。

  他修表。他上弦。他看鐘。

  鍾慢四分鐘。他誰也沒說。

  他拿起搪瓷缸,喝了一口茶根。涼了。他放下缸子,拿起那塊鑽石牌,又聽了一遍。

  嘀——嗒——嘀——嗒。

  他在等。

  下午的太陽斜著照進鋪子,光落在櫃檯上,落在那排掛鐘上。鐘擺晃著,影子在牆上一下一下地移。

  馬波坐在櫃檯後面,面前攤著一塊表。老吳的梅花表。他上午接的,說走時不准,一天要快出三分鐘。他拆開後蓋,用鑷子撥了一下遊絲——問題不在這。他又看了一遍輪系,才發現是擺輪軸承磨損了,間隙大了,擺幅不穩。

  他放下鑷子,從抽屜里拿出一隻小油壺。壺嘴細得像根針。他在軸承上點了一滴油,很輕,很慢。然後他把表殼裝回去,上弦,放在耳邊聽。

  ——嗒,嗒,嗒。勻了。

  他把表放到櫃檯最里格,那裡已經排著幾塊修好的表。老吳的梅花表旁邊,是薛長貴的上海表。那塊表他修了三天,其實第一天就修好了——擺軸斷了,他換了一根新的——但他又多放了兩天。他自己也說不上為什麼。他把表蒙擦乾淨,放進去的時候,手指在表殼上停了一下。

  薛長貴不會再回來取了。

  最里格還有一塊表,羅馬表。東家的。東家很少來鋪子,一個月來一兩次,看看帳,問問生意。這塊羅馬表是去年冬天送來的,說擺輪卡住了,修好以後一直放在這裡,東家沒來取,他也沒催。東家不急。這塊表在東家手裡,本來就是個擺設。

  他給最里格三塊表都上了弦。老吳的梅花表,薛長貴的上海表,東家的羅馬表。他擰弦的時候,手指很穩。三塊表走起來,分秒不差。

  他看了看牆上的鐘——下午三點過七分。他又看了看窗外。鐘樓上的大鐘,指向三點零三分。

  四分鐘。

  他修了三十年表。三十年前他剛跟著父親學手藝的時候,父親告訴他,鐘樓上的鐘是光緒年間造的,機芯是德國貨,齒輪是黃銅的,比市面上所有表都老。父親說,那座鐘准得很,幾十年沒差過。

  那是1981年以前的事。

  1981年,他把他父親的帳本放進鍾里。那座鐘,從那以後,慢了四分鐘。

  齒輪咬合差了一個齒。四分鐘,不多,但一直在。

  他誰也沒說。他每天抬頭看見那座鐘,就知道那四分鐘還在。他有時候覺得自己能聽見那個齒輪——在鐘樓裡面,在那些黃銅的齒輪中間——多咬了一齒,卡著,轉不順。三十年,它一直在那裡,卡著。

  他擦錶蒙子。一塊一塊地擦。布是絨的,擦了又擦。他沒有看鐘樓,但他知道那四分鐘在。

  他在等一個人來取。

  他不知道那個人長什麼樣。他只知道,會有人來。因為帳,是活的。他父親說過,帳是活的——只要有人記,它就活著;只要有人來查,它就會從埋著的地方長出來。

  他等了很多年。前些年,他以為自己等不到了。後來薛長貴死了,他知道快了。再後來,王本善死了。再後來,機械廠那個劉廣才去投了案。他在鋪子裡聽人說起過——劉廣才說王本善是他殺的。他聽了,沒說話。

  他繼續修表。

  傍晚,太陽斜得更厲害了。光從櫃檯移到了地上,拉成一條長影子。他把手裡的表放下,看了一眼牆上的鐘——五點差一刻。他開始收攤。

  表一塊一塊數過。修好的,沒修的,分開放。他數得很慢,手指在每塊表上停一下,像點鈔一樣。數完,他把表放進鐵皮工具箱。第一層放修好的,第二層放沒修的,第三層放工具。他蓋好蓋子,鎖上。

  銅鎖,咔噠。鐵鎖,咔噠。第三把,咔噠。

  他拎著工具箱,出了鋪子,回身把捲簾門拉下來。鎖門的鑰匙在口袋裡,他摸出來,鎖好。然後他轉身,過鍾橋。

  正月過了。天黑得早了一些。橋下的水是暗的,河面上沒有光。他走過橋,往西堍走。橋堍有幾家鋪子已經關了門,門板一塊一塊豎著,擋得嚴實。他走過去,沒有看它們。

  他回到家。老屋。門沒有上鎖,他一推就開了。屋裡黑著,他沒有開燈。他站在門口,站了一會兒。然後他走進去,在桌邊坐下。

  黑暗裡,他聽得到鐘聲。

  七座鐘。他父親的,他祖父的。它們都走著。嗒,嗒,嗒——分秒不差。他坐了一會兒,站起來,走到牆邊。

  他看了一遍。第一座是祖父留下的,德國座鐘,木殼,漆都裂了。第二座是他父親年輕時買的,上海產的,鐘擺是銅的,擦得亮。第三座、第四座是後來收來的舊貨,修好了,就一直走著。第五座、第六座是別人不要了送來的,他修了,擺在這裡。第七座,是他自己做的。他做了三年,用他父親留下的舊零件,拼成一座鐘。它走得很準,分秒不差。

  他看了一遍。七座鐘都走著。他站在黑暗裡,聽見它們一起走。嗒,嗒,嗒。分秒不差。

  他回到桌邊,坐下。他打開工具箱,從最底層摸出一張舊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邊角已經泛黃,折出一道深痕。照片上是1980年的鐘樓——樓還是那棟樓,鍾還是那座鐘——鐘樓前站著幾個人。其中一個,是他父親。他父親穿著一件灰色中山裝,站在人群中間,微微笑著。那是鐘樓修葺以後拍的,他父親被請去調鍾。

  1981年,他父親走了。

  走之前,他父親把帳本交給他。他父親說,帳放在鍾里了。有人來問,就告訴他帳在鍾里。他父親說完這句話,第二天就走了。去哪兒了,沒跟他說。他再也沒見過他父親。

  他替他父親守著這個攤子,守著那本帳。三十年。

  他把照片放回工具箱,蓋好蓋子,鎖上。他關了燈。屋裡黑了。七座鐘還在走。

  他躺在床上,睜著眼睛。黑暗裡,他摸了摸胸口——口袋裡有一張硬紙片,是今天上午有個女人留下的。她說她姓郭,她說任警官會來。他摸了摸那張紙片,沒有拿出來。

  他躺著,聽見鐘聲。嗒,嗒,嗒。他想,那個老刑警,快來了。

  他查到了侯援朝——侯援朝會告訴他帳埋在鐘樓底下——他會去挖北牆——牆根底下,是空的——他會找到鐘樓——他會來問他——他會問他,帳呢?

  他說:在鍾里。

  他等這一天,等了十年。快了。

  他閉上眼。他什麼也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