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守義站在東門外。
臘月的風從巷口灌進來，帶著河邊的潮氣。路燈亮著，黃黃的，照出一截坑窪的水泥路。院門是鐵的，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鏽。
他站了一會兒。手錶顯示七點五十九分。
【寫到這裡我希望讀者記一下我們域名天天看小說->𝓉𝓉𝓀𝒶𝓃.𝓉𝓌】
他抬手，敲門。
鐵皮的聲音在巷子裡傳開，悶悶的，像敲在一口空缸上。裡面沒有動靜。他又敲了一下。過了幾秒，門開了。
侯援朝站在門裡。
藍布中山裝，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顆。舊棉鞋，鞋頭擦得乾淨。頭髮白了大半，比三個月前在追悼會上見的，老了不止一歲。他看了任守義兩秒，側身讓開。
「進來吧。」
院子裡黑。只有正屋的燈亮著，從門縫漏出一條光，薄薄地鋪在水泥地上。任守義跟著他走進去。院角堆著幾棵白菜，用草繩捆著，凍得硬邦邦的。牆根底下立著一輛二八自行車，大樑上纏著黑膠布。
屋裡生著爐子。蜂窩煤燒得旺，鐵皮爐身烤得發紅，一進門就是一股暖烘烘的煤氣味。茶几上放著兩杯茶，泡好了，冒著熱氣——像是等了他很久。
任守義掃了一眼這間屋子。
八仙桌靠牆擺著，桌面擦得亮，漆色磨得發白。沙發椅是舊式的，人造革面，裂紋一道一道的，像乾涸的河床。牆上掛著一面鏡子，紅木框的。鏡面是亮的，框是舊的——木頭上有一道水漬，幹了，發黃，像很多年前誰碰灑了水，擦過，沒擦淨。
那面鏡子，侯援朝從來不照。
牆角的座鐘，三五牌的，木殼子，指針走著，嗒，嗒，嗒。走得准。侯援朝這人，喜歡一切都有準點。他的表，他的鐘，他的日程，都是準的。
侯援朝在沙發椅上坐下。
「坐。」
任守義坐下來。沙發皮面發出一聲悶響。他沒有碰那杯茶。
「您要說什麼？」
侯援朝沒有立刻回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他看著茶杯，看了很久。
「你查了三個月了。查到了修表匠。查到了蘇玉堂的表。查到了鐘樓。」
任守義沒有接話。
侯援朝抬起頭來：「我都知道。」
任守義看著他。躲了三個月的人，連門都不開的人，現在坐在爐子邊上，說「我都知道」。
「您一直知道？」
「嗯。」
「那您為什麼躲？」
侯援朝沒有立刻回答。他低下頭，看著茶杯，杯沿上有一點水漬，他用拇指擦了擦，擦不掉。
「……我怕。」
「您怕什麼？」
「我怕你查到修表匠。我怕你查到鐘樓。我怕你把蓋子，掀開。」
任守義看著他。爐子裡的煤，噼啪響了一聲。
「掀開，不好嗎？」
侯援朝抬起頭。他的眼睛裡有一種很複雜的東西，像是怕，又像是別的，任守義說不清。
「掀開，蓋子底下是什麼，你不知道。」
「我知道。是帳。是死人。是十年。」
侯援朝看了他很久。爐子上的水壺開始響，細細的，像遠處的哨音。他沒有去管它。
他低下頭。
「……你查到的，比我預想的多。」
水壺響得越來越急。侯援朝站起來，把水壺從爐子上提下來，放在地上。蒸汽還在冒，白白的，在燈光里散開。他重新坐下。
「1980年，機械廠有一筆帳，對不上。」
任守義沒有動。侯援朝的聲音低下去，像爐膛里的火，燒得深。
「錢守拙管財務，他發現了。他往上報，報到我這裡。」
他停了一下。
「我壓住了。」
「為什麼？」
「因為那筆帳，牽扯市里。牽扯上面的人。壓下來，錢守拙能活，上面的人能穩。」
任守義盯著他：「可錢守拙，還是死了。」
侯援朝沒有接話。
屋裡安靜。座鐘，嗒，嗒，嗒。牆上那面紅木框的鏡子，鏡面映著燈光，亮亮的一小塊。
侯援朝又喝了一口茶。茶已經涼了，他喝了一口，皺了皺眉，把杯子放下。
「……帳，是我讓人埋的。」
任守義的手指在膝蓋上停了一下。他沒有動，也沒有說話。
」
「1980年，鐘樓大修，是上面的意思。大修的錢，是那筆帳上的錢。帳，在鐘樓底下——北牆底下——我讓人，砌進牆根里了。
屋裡一下子空了。
空得不像有人剛說過話。那句話還懸在燈底下，懸在搪瓷缸沿上，懸在兩個人中間那張方桌的漆面上。任守義沒動。他聽見座鐘在走，嗒，嗒，嗒。一聲一聲，像有人在暗處拿指節叩桌面。
紅木的。侯援朝退休那年買的。那年他五十多歲，從局裡退下來，搬進這間屋子，把這口鐘擺在了靠東牆的條案上，上過兩回油。此後十一年，它沒差過一分。任守義小時候聽他爸說過，紅木這東西，沉，穩，不叫喚。可這會兒他聽著那嗒嗒聲，覺得鍾在替他數什麼。數不清。他不敢數。
侯援朝站起來。動作很慢，像腿上墜了鉛。他走到五斗櫥前，拉開抽屜，從最裡頭摸出一盒煙。任守義認得那煙——飛馬。藍殼子，兩毛五一包。他戒菸戒了五年，抽屜里那盒煙一直擱著，擱得紙皮都泛了黃。侯援朝抽出一根，在煙盒上頓了頓，又頓一頓，才叼進嘴裡。火柴嗤地一聲，火苗躥起來，照亮他半張臉。他點上，吸了一口，沒吐。煙在肺里悶了很久，才從鼻子裡慢慢出來，一絲，一絲的，像冬天的哈氣。他抽得很慢，像在品什麼。品一口舊年月的滋味。
任守義看他走到窗邊。窗子沒關嚴，漏進一條夜風，東門外的風，帶著河腥氣。路燈在底下亮著，昏黃的一團，照著一截水泥路面，空蕩蕩的。沒有人。這個鐘點，東門外不該有人。侯援朝就站在那兒，窗簾半掩著，他半邊身子陷在暗處，半邊讓燈光勾出輪廓。他看了很久。久到手裡那根煙自己燒掉了一截，菸灰彎著，沒斷，像一截垂死的白蟲子。
「那年，」他開口了。聲音低下去，低到任守義得往前傾一傾身子才接得住。「一九八〇年。鐘樓大修。」他又吸一口煙，這回吐得快些。「省里來了人。帶著批文來的。」他頓了頓。菸灰掉在窗台上，他沒去撣。「他讓我『辦』。」
任守義喉嚨發緊。他知道那個「辦」字什麼意思。在那個年頭，「辦」有好多說法。辦個案子，辦個人，辦個交代。他等著。侯援朝又看窗外，路燈底下還是空的。他像在確認什麼，確認那條路上沒有別人，沒有別的聲音，沒有別的年月。「我說，錢守拙，是個人才。」他說這話時，聲音里有一絲什麼東西，像老木頭上最後一道漆，薄薄地覆著，一碰就碎。「齊正說，人才，也得聽安排。」
屋裡又靜了。座鐘還在走。嗒。嗒。嗒。任守義覺得那聲音變重了，像踩在什麼人胸脯上。侯援朝把菸灰缸拉到窗台上，那隻菸灰缸是白瓷的，印著紅字：市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一九八三。他往裡彈了彈灰，動作很輕。「我壓了案子。帳，我讓人埋的。就埋在那面牆根底下。」他說得很慢，一個字一個字，像從井裡往上提水。「我尋思，我能保住他。壓下來，冷一冷，等風頭過去，他還能回廠里。」
他停住了。煙燒到指根，他好像沒覺著。窗外有隻野貓從路燈底下竄過去，影子一斜，沒了。
「可他還是死了。」侯援朝說。就這麼一句。沒有下文。任守義看見他那隻手，擱在窗台上，指節泛白，像抓著什麼看不見的東西。煙還在燒。他等到燒到指根了，才低頭看一眼，把煙屁股摁進菸灰缸里。一下。兩下。三下。摁得很慢，很用力，像要把什麼東西，連同那點火星，一起摁進灰里，摁進瓷底，摁進再也翻不出來的地方去。菸灰缸里騰起一小縷青煙，裊裊的，散了。他鬆開手，那截煙屁股已經扁了，貼著缸底，像一塊舊傷疤。
「十一年了。」他說。聲音像從很深的地方冒上來，帶著土腥氣。「我背著這東西。白天背著，晚上也背著。睡覺翻身，它硌著我。」他轉過身來，看著任守義。燈從側面打在他臉上，皺紋一條一條的，像刀刻的。「你查吧。」他說。
任守義沒接話。他看著侯援朝的眼睛，那眼睛渾濁了，可裡頭有什麼東西還亮著，像深冬河面下頭的冰，硬邦邦的，透著一絲光。侯援朝又重複了一遍，這回聲音更低，更穩，像在託付一件東西，一件他揣了十一年、終於可以放下的東西。
「你查吧。查到底。
」
「誰讓您埋的？」
侯援朝沉默了很久。座鐘嗒嗒地走。爐子裡的火，又噼啪響了一聲。他看著茶几上那杯涼透的茶。
「……上面。」
他說。
任守義沒有問「上面是誰」。他知道問了，不會有答案。侯援朝坐在那裡，像那面紅木框的鏡子——框是舊的，水漬是乾的，鏡面是亮的，可從來不照人。
「薛長貴，也查到了這筆帳？」
侯援朝抬起頭看他的眼神，變了。那裡面有東西閃了一下，又熄了。
「……薛長貴，是自己摸到邊上的。我沒有告訴他。他死之前，來見過我一次。他說，『帳對上了』。」
「他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他說完就走了。三天後，他死在倉庫里。」
侯援朝的聲音沒有起伏。他像在報一個時間，報一個日程，報一件和自己無關的事。
任守義站起來。他走到牆邊，站在那面鏡子前面。鏡子裡映出他的臉——老了，眼角有紋了，頭髮也白了——他看了看鏡框那道水漬。
「這水，是哪年灑的？」
侯援朝沒有回答。
任守義轉過身來：「您今年，六十三了。」
「六十二。」
「六十二。您還有幾年？」
侯援朝看著茶杯。
任守義往外走。走到門口，他停下來，沒有回頭。
「侯書記。帳在鐘樓底下。人埋在土裡。十年了。您夜裡，睡得著嗎？」
他拉開門。冷風灌進來，打在他臉上。
身後，座鐘敲了一下。
八點半。
正文
巷子裡風冷。他點了一根煙，火苗在掌心裡晃了一下，滅了。他又劃了一根，攏著手，點著。菸頭紅了一下，又暗下去。
他抽完，把菸頭掐滅在牆根。回頭看了一眼——正屋的燈還亮著。侯援朝坐在燈下，像一塊石頭。燈是黃的，照著他半邊臉，另外半邊埋在陰影里。任守義看了兩秒，轉身，往家走。
他走得很慢。
風從巷子口灌進來，卷著紙屑和灰。臘月的夜，街上沒人。路燈有一盞沒一盞地亮著，隔很遠才一個光暈。他走過一盞路燈底下，影子拖在前面，又縮回腳後跟。他摸了摸內兜——本子硬邦邦的，隔著棉衣，抵著肋骨。
侯援朝的話，一句一句，在腦子裡過。
「帳，是我讓人埋的。」
「1980年，鐘樓大修，是上面的意思。」
「帳，在鐘樓底下——北牆底下——我讓人，砌進牆根里了。」
「誰讓您埋的？」
「……上面。」
上面。又是上面。老趙說過，市里定了調。老錢說過，報告是上面讓改的。現在，侯援朝說，帳是上面讓埋的。上面——壓著案，埋著帳，殺著人。它沒有名字。它是一個影子。
他拐過街角，風小了一些。他放慢步子，鞋底在水泥地上磨出沙沙的聲響。他想起白天在紡織廠門口的傳達室里，老錢遞過來的那根煙。老錢說：「老任，報告是上面讓改的，我改的。」老錢說這話的時候，眼睛看著窗外，沒有看他。他把菸灰彈在搪瓷缸沿上，說：「改了什麼？」老錢說：「薛長貴的工傷，改成意外觸電。」
薛長貴。帳對上了。
他走過了自家巷口，又折回來。他站在巷口，點了一根煙。風把煙吹散了。他想起郭彩雲的話：「太乾淨了。」他想起毛虎的話：「有些事我知道。可我要說了，我就是下一個。」他想起侯援朝剛才的樣子——那個老會計，坐在椅子裡，手放在膝蓋上，指節發白。他說「上面」那兩個字的時候，聲音是平的，像在報一個數字。
煙燒到手指，他甩了一下，扔了。他走進巷子。
門虛掩著。他推門進去，沒有開燈。屋裡黑。他摸到椅子，坐下去。黑暗很厚，壓在他身上。他聽見自己的呼吸，聽見牆上那隻老鐘的秒針，一格一格地走。
他坐了很久。
然後他掏出本子，翻開新的一頁。本子在黑暗裡是黑的，他摸到紙的邊，摸到鋼筆。他擰開筆帽，在紙上寫。筆尖划過紙面，沙沙的。
「鐘樓。北牆。底下。」
他寫完，看了一會兒。紙上看不清字，但字在那裡。他合上本子，貼進內兜，按了按。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窗玻璃上蒙著一層灰，他用手掌擦了一下。窗外，鐘樓立在城中心，黑黢黢的。樓頂那幾根鐵件，在夜空里支棱著，像骨頭。鐘樓底下，是北牆。北牆底下，砌著一本帳。十年了。
「帳，埋在那兒。十年了。」
他站在窗前，看了很久。風從窗縫裡漏進來，涼的。他沒有關窗。他看見鐘樓的輪廓，在夜色里一動不動，像一個沉默的證人。他想：明天夜裡，去挖。他伸手去摸內兜，本子硬邦邦的。他放下手，又看了一會兒鐘樓。
他不知道——帳，已經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