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門外，二月中旬，天還冷。巷口那個煙攤，老頭每天七點出攤，晚上八點收。任守義蹲在煙攤斜對面的牆根，灰呢子大衣領子豎著，舊帽子壓到眉毛，手裡夾著煙。煙是飛馬牌的，兩毛五一包，抽到嘴裡有點辣。
第一天，侯家院門沒開。
他早上七點半到，天黑透了才走。中間抽了半包煙，蹲得腿麻了，起來走兩步，再蹲下。牆根底下有塊磚，不知道誰撂的，他踩著磚，後背靠著牆，眼睛盯著那扇門。門是鐵皮包木頭的，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鏽。門縫裡塞著兩片舊報紙，風吹得嘩啦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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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還是沒開。
上午十點來鍾，他挪到巷子另一頭的雜貨鋪門口。老闆娘四十來歲，正坐在門口擇韭菜，見他過來，眼皮抬了一下。他在門口站了站，買了一盒火柴，又站了站，說：「大姐，東頭那個侯局長，好些日子沒見著了。」
老闆娘擇韭菜的手沒停：「你說侯局長啊。好幾個月沒見著人了。聽說身體不好，不出門。老伴走得早，兒子在外地，就他一個。」
任守義「嗯」了一聲，沒走。老闆娘又說：「前陣子倒是有個穿灰衣服的，面生，來找過他幾回。來了也不進門，在門口說幾句就走了。」
「灰衣服的。」
「灰的。面生。不是巷裡的人。」
任守義把火柴揣進大衣口袋，謝了一聲，走回牆根蹲下。
灰衣服的。面生。來找侯援朝。
他蹲下來，把煙點上，吸了一口，慢慢吐出去。煙被風扯散，往巷口那邊飄。他想：上面的人，也在找他。他躲，躲的是他們，還是我？
他蹲到天黑。巷口那盞路燈亮了，昏黃昏黃的。侯家院門還是沒開。
東門外。天還沒亮透，霧從江面上漫過來，把街對面的電線桿子泡得發灰。任守義蹲在煙攤旁邊，膝蓋上放著一隻軍綠色帆布包，包口露出半截卷了邊的筆記本。
煙攤老闆是個六十來歲的老頭，正從鐵皮箱裡往外碼飛馬煙。他抬眼看了看任守義，沒說話，又低下頭去。
任守義掏出兩毛錢放在攤面上，老頭從箱子裡摸出一包飛馬，隔著玻璃櫃檯推過來。煙紙還是軟的，帶著樟木箱子的氣味。他撕開錫紙，抽出一根，沒急著點，夾在指間轉了兩圈。
街對面的院門還關著。鐵皮門，漆皮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紅褐色的鏽。門楣上掛著一塊白底黑字的木牌，寫著「東門街派出所家屬院」幾個字，漆也剝落了，「派」字的最後一撇只剩下一道淺淺的印子。
任守義把煙點著，吸了一口，煙嗆得他眯起眼睛。他平時不抽菸，只有在蹲守的時候抽。馬波那小子說他這是「拿著煙裝老刑警」。他沒接話。其實不是裝，是手閒著難受，得有個東西捏著。
六點二十分。豆漿攤子推過來了。一輛三輪車，車斗里架著一口大鋁鍋，鍋蓋縫隙里冒著白氣。騎車的女人把車停在煙攤斜對面，支起一塊油布棚子，又從車斗底下拖出兩張摺疊桌、幾條長凳。油條下鍋的時候，嗞啦一聲，香氣順著霧飄過來，混著煤爐子的焦味。
任守義看了一眼那口鍋。鋁鍋的邊沿磕了幾個癟，鍋蓋上的把手用鐵絲纏了三道。他想起自己家裡也有一口差不多的，是1984年局裡發的勞保品，至今還用著。
六點四十分。自行車流開始多起來。先是零星的幾輛，後來連成線，車鈴叮叮噹噹地響。男人們穿著深色的中山裝或夾克，車把上掛著人造革提包；女人們坐在后座上，一隻手扶著騎車人的腰，另一隻手攥著布袋子，袋口露出幾根蔥。
一個穿藍布褂子的菜販子挑著擔子從街尾過來。擔子兩頭各掛一隻竹筐，筐里碼著青菜、蘿蔔、幾把蒜苗。他走到家屬院門口，放下擔子，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了一把臉，然後從筐里揀出兩根黃瓜，擱在門墩上。
門開了。
七點零三分。侯援朝出現在門洞裡。他穿著一件深灰色的毛衣，領口露著白色襯衣的邊，頭髮梳得整齊，手裡拎著一隻竹編菜籃子。他先站在門口看了看天，又低頭看了看門墩上的那兩根黃瓜，彎腰撿起來，朝那菜販子點了點頭。
菜販子也點了點頭，挑起擔子走了。
侯援朝把黃瓜放進菜籃里，轉身關上門，沿著街往南走。他的步子不快，背有點駝，但腰板還是直的。走了幾步，他停下來，掏出一串鑰匙，彎腰去開一輛停在路邊的鳳凰牌自行車。那車擦得亮，車條上沒什麼泥。
任守義在煙攤上摁滅菸頭，又點了一根。
侯援朝騎上車，往菜市場方向去了。車后座夾著一隻舊布袋，布袋口露出半截大蔥。
任守義低頭，翻開筆記本。本子是硬殼的，深藍色布面，邊角磨得發白。他摸出一支原子筆，筆帽咬在嘴裡，想了想，在扉頁後的第一行寫下：
「2.17。侯援朝。早上七點出門買菜。」
他把筆帽蓋回去，又拔出來，補了一句：
「穿灰毛衣。騎鳳凰車。和菜販子有舊識。」
寫完，他把本子合上，塞回帆布包里，又摸出一根煙。
煙攤老闆看著他，忽然開口：「你在這蹲兩天了。」
任守義沒轉頭：「嗯。」
「那老頭，」老闆用下巴朝街對面努了努，「以前是公安局的局長。」
「知道。」
「退了有五年了吧。」老闆說，「每天這個點出門買菜，回來就澆花。下午有時候下棋，有時候不去。晚上燈亮到九點，準時關。」
任守義吸了一口煙，沒接話。
老闆又說：「你盯他做什麼？他還能犯事？」
任守義彈了彈菸灰，菸灰落在帆布包上，他拍了兩下：「不犯事。就是問幾句話。」
老闆「哦」了一聲，不再說話，低頭去擺弄他的煙箱子。
八點二十分。侯援朝從菜市場回來了。車筐里碼著一把芹菜、半棵白菜、一條用報紙裹著的魚。他騎得很穩，車把上掛著一塊豆腐，豆腐用塑膠袋兜著，晃來晃去。
到門口，他下了車，沒有馬上進去。他站在門口，朝街對面看了一眼。
任守義正低頭假裝翻煙攤上的火柴盒。
等他再抬起頭來的時候，侯援朝已經推著車進去了，鐵皮門在身後「哐」地一聲關上。
任守義把手裡的火柴盒放回攤上。煙攤老闆看了他一眼，沒說話。
上午十點。侯援朝又出來了。這回是澆花。院子裡靠牆種了幾棵月季，他用一把鐵皮壺，彎著腰，一株一株地澆。水從壺嘴裡流出來，細得像一根線。澆完花，他又蹲在花壇邊，拔了幾根雜草，在手裡捻碎了，扔在牆根。
十點半。鄰居家的門開了——一個五十來歲的女人，穿一件碎花罩衣，端著一隻搪瓷碗，碗裡盛著幾個餃子，走到院牆邊，隔著牆喊：「侯叔，我們家今天包了韭菜餡的，給你嘗嘗。」
侯援朝直起腰來，擦了擦手，走到牆邊，接過碗，往裡看了一眼：「你媽包的？」
「嗯，她今天精神好，包了一上午。」
「好。」侯援朝端著碗回了屋，又出來，把空碗還回去，「跟你媽說，這餡兒調得好，鹹淡正好。」
女人接過碗，笑了一聲，回去了。
任守義把這一幕記在本子上：
「10:30。鄰居送餃子。韭菜餡。他進屋又出來，碗空了。他說『鹹淡正好』。」
他停了一下，又在後面加了一句：
「他說話的聲音，還是以前開會的調子。」
中午。侯援朝沒出門。院子裡飄出炒菜的油煙味，隔著牆能聞到蒜和醬油的氣味。十二點半左右，煙囪里冒了一陣黑煙——是蜂窩煤爐子剛換煤的時候，總會冒一陣濃煙。等黑煙散了，變成淡青色的炊煙，慢慢地飄在灰濛濛的天底下。
任守義在煙攤旁邊吃了一碗豆漿、兩根油條。豆漿是用搪瓷缸子裝的，缸子上的白漆掉了好幾塊，露出灰色的鐵皮。他端著缸子，蹲在馬路牙子上，一口一口地喝。
煙攤老闆問：「你中午不回去？」
「不回去。」
「那你下午還蹲著？」
任守義放下缸子，抹了抹嘴：「蹲著。」
下午兩點。侯援朝又出來了。這回換了衣服，穿一件藏藍色的中山裝，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顆。他推著自行車，出了門，騎上車往東邊去了。
任守義掐滅菸頭，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土。他沒跟上去——他知道侯援朝是去街心公園下棋。這五天來，他每天下午兩點出門，四點半回來，雷打不動。
他重新蹲下來，從包里掏出本子，又記了一筆：
「14:00。換中山裝。去公園。四點左右回。」
他寫完，看著那行字，忽然覺得哪裡不對。
他想起年輕時候的侯援朝。
那是十多年前，任守義剛跟著侯援朝辦案的那幾年，侯援朝是副局長。那時候侯援朝走路帶風，說話像砸釘子，開會的時候手裡永遠夾著一支煙，講到關鍵處就把煙往菸灰缸里一懟，說：「這事，就這麼定。」
有一年冬天，城南出了個案子，一個供銷社的會計卷了八千塊錢跑了。侯援朝帶著他追了三天三夜，最後在鄰縣一個澡堂子裡把人堵住了。那會計蹲在牆角，手裡攥著一把票子，抖得跟篩糠似的。侯援朝走過去，沒動手，就站在他面前，把煙掐了，說：「錢放下。人跟我走。」
那會計就把錢放下了。
任守義記得很清楚，侯援朝那時候四十出頭，頭髮烏黑，腰板挺直，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來。
他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本子。本子上那行字墨跡還沒幹：
「14:00。換中山裝。去公園。四點左右回。」
一個退了五年的老局長，每天買菜、澆花、下棋、九點關燈。日子過得像一台上了發條的鐘，準確，安靜，沒有一絲偏差。
太准了。
任守義把煙盒裡的最後一根煙抽出來，捏了捏，又塞回去。
煙攤老闆遞過來一包新的：「再來一包？」
任守義接過來，沒拆，揣進大衣口袋裡。
「你明天還來？」老闆問。
任守義看著街對面那扇關著的鐵皮門，過了一會兒才說：「看情況。」
下午四點半。侯援朝騎著車回來了。車后座上夾著一卷報紙，車筐里空著。他下車，開鎖，推門，進去。鐵皮門又關上了，發出沉悶的一聲響，像一聲低沉的嘆息。
天黑得早。五點剛過，路燈就亮了——橙黃色的光，把街面上的水窪照得亮晶晶的。晚飯的時間，家家戶戶的窗戶里透出燈光，炒菜的香味從四面八方飄過來。有人站在門口喊孩子回家吃飯，聲音拉得很長，像一根線，在冷空氣里顫顫巍巍的。
任守義在路燈下蹲著。他的腳蹲麻了，站起來走了幾步，又蹲下去。
七點。侯援朝家的燈亮了。廚房那間的窗戶透出昏暗的光，隱約能看到人影在灶台前晃動。過了一會兒，客廳的燈也亮了，窗戶上映出一個坐在藤椅上的影子，手裡端著茶杯，慢慢地喝。
八點。電視的聲音傳出來——是新聞聯播重播。播音員的聲音隔著一道牆，模模糊糊的。
九點差五分。電視聲停了。又過了幾分鐘，客廳的燈滅了。然後是臥室的燈，亮了大約二十分鐘，也滅了。
整個家屬院沉入黑暗。
任守義掏出本子，借著路燈的光，在最後一頁寫下：
「晚上九點熄燈。一切正常。」
他合上本子，揣進懷裡。
煙攤旁邊地上，散落著七八個被揉扁的煙盒。他蹲了兩天，抽了一包半的煙，比他過去半年抽的還多。
他站起來，把最後那包沒拆的飛馬煙掏出來，扔給煙攤老闆：「明天不出攤了？」
老闆接住煙，看了看他：「你要走了？」
「不走了。」任守義說，「明天去他家。」
老闆愣了一下：「你不是說不犯事嗎？」
任守義把大衣領子豎起來，走進夜色里，聲音從前面飄過來：「是不犯事。但得當面問清楚。」
他走了幾步，又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那扇鐵皮門。門縫裡透出一絲光，又滅了。
他在心裡說：侯局長，你一個退了休的人，為什麼要躲我？
這話他沒說出口。他只是在黑暗裡站了一會兒，然後轉身，走進小城漫長的夜裡。
第三天，上午十點，院門開了。
侯援朝從門裡走出來。藍布中山裝，領口扣得齊整。舊棉鞋，灰的。頭髮白了大半，比三年前老了許多，背也駝了。手裡提著一個菜籃子，竹編的，舊得發黃。他往巷口走，走得很慢，像身上什麼地方疼。
任守義從牆根站起來。腿蹲麻了，他站了一下，等血回流，然後走過去，在巷口攔住他。
「侯局長。」
侯援朝站住了。他抬起頭，看見任守義，愣了一下。那一下很短，但任守義看見了——他的瞳孔縮了一下，像門縫裡漏進來的光忽然被人擋住。
「老任。」
兩個人站在巷口。風從巷子深處灌過來，把侯援朝的棉衣下擺吹起來。他手裡的菜籃子晃了晃，裡面空著，什麼也沒裝。
侯援朝先開口：「你查到了什麼？」
任守義看著他：「我查到，修表匠是手。」
侯援朝沒有說話。風又吹了一下，把他衣領上的一根白髮吹到臉上。他沒去撥，就那麼任它掛著。
任守義又說：「手，聽頭的。頭在哪兒，您知道。」
侯援朝看了他很久。那眼神，任守義認得——三年前他看自己的時候，不是這樣的。三年前是「老任，這案子你接手」，是信任。現在是另一回事，是秤，在掂他這話的分量。
侯援朝的嘴唇動了動，又閉上。然後他說：「你回去吧。」
「我不回去。」
「老任，有些事，你不知道，比知道好。」
任守義站在他面前，沒有動。風把他大衣的下擺吹起來，他把手插進兜里，摸到那盒飛馬煙，又鬆開。他說：「您要是真為我好，就把當年的事，告訴我。」
侯援朝看著他。風把兩個人之間的一團落葉吹起來，又落下。那團葉子在兩個人腳邊打了個旋，散了，貼著地面往兩邊跑。侯援朝看了很久，久到任守義以為他不會說話了。
然後他開口：「三天後，你來我家。」
「三天？」
「三天後。晚上八點。我等你。」
說完，他提著菜籃子，從任守義身邊走過去，走得很慢。任守義站在巷口，看著他走遠。藍布中山裝的背影，在灰撲撲的巷子裡，小下去，小下去，拐過一個彎，沒了。
任守義又站了一會兒。風灌進領口，涼。他把大衣領子豎起來，往反方向走。
他走了兩步，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巷子口。侯援朝已經看不見了。牆根底下那塊磚還在。他蹲了三天的地方，腳印還在，淺淺的，被風吹散了一半。
他想起剛才侯援朝說話的樣子。嘴唇動了兩下才開口，不是猶豫，是太久沒跟人說過真話了，舌頭生了。那句「三天後」不是商量，是下了個決心。
三天。他想。
他摸了摸大衣內兜。裡面有一張折好的紙，是預審筆錄的抄件。他還沒給侯援朝看，也不會給他看。侯援朝要的，不是證據。
他往鍾橋的方向走。風大，他把帽子往下壓了壓。路過巷口那個煙攤，老頭正低頭算帳。他停下來，又買了一包飛馬煙。老頭找錢的時候說：「師傅，蹲了三天了，還沒蹲著？」
任守義看了他一眼。
老頭把找零的毛票遞過來，也不看他，低頭繼續算帳：「東頭那家，這幾天晚上亮燈呢。前幾個月，黑燈瞎火的。」
任守義接過毛票，揣進兜里。他沒說話，轉身走了。
晚上亮燈。他想。前幾個月，黑燈瞎火。
灰衣服的人來過了，燈就亮了。灰衣服的人走了，燈還亮著。
他在風裡走，煙別在耳朵上，沒點。
本子攤在桌上，牛皮紙的封面磨得發白，邊角捲起來，像被水泡過又曬乾。任守義從內兜掏出鋼筆，旋開筆帽，在紙上寫。
「2.18。侯援朝：三天後，晚上八點，來我家。」
筆尖在紙面上頓了一下。他又添一行：
「他要說了。」
寫完這三個字，他把筆擱下，手指在紙面上停了一會兒。窗外筒子樓的走廊里有腳步聲，走過去，又靜下來。燈是檯燈，瓦數不大，照得紙面發黃。他摸出一支飛馬煙，點上。
煙升起來，在燈罩上方散開。他想起侯援朝說那句話時的樣子——坐在他對面，手指扣著膝蓋，眼睛看著別處。「有些事，你不知道，比知道好。」
他吸了一口煙。煙是苦的。
侯援朝還說了一句話——「我怕你，像我一樣——一輩子，背著個東西——放不下，也卸不掉。」
任守義把菸灰磕在搪瓷缸沿上。缸子裡是涼茶，隔夜的，面上浮著一層茶沫。他沒喝，只是看著那層沫子慢慢沉下去。
他背的是什麼。
任守義把本子合上，又翻開。他想起1980年。那時候侯援朝是局長，他是刑偵隊長。局裡案子多，人手少，他們常常擠在一間辦公室里抽菸，對材料，商量到後半夜。侯援朝教過他一句話——查案子，要沉得住氣。
他記得那時候侯援朝還年輕，頭髮沒白，說話有勁。有次辦一個盜竊案，線索斷了，他急，侯援朝拍他肩膀：「老任，你急什麼。急，案子就跑了。你沉住氣，案子跑不了。」
後來。
1980年11月11日。錢守拙死了。案子辦結了。他被調走了。
調令下來那天，他去侯援朝辦公室。侯援朝坐在桌子後面，沒抬頭，只說了一句：「組織安排，服從。」他記得自己站了一會兒，想說點什麼，後來什麼也沒說，轉身走了。
他摸了摸內兜。本子硬邦邦的。
「侯援朝，」他在心裡說，「你教過我，要沉得住氣。你自己，沉了十年。」
他把煙摁滅在搪瓷缸沿上。燈管嗡嗡響了一聲，又靜下去。
三天後。你要開口了。
第一天。
任守義照常上班。上午翻一個舊卷宗，下午去了一趟看守所，看一個盜竊案嫌疑人。那人低著頭，說話聲音含混。他問了幾句，記了幾筆，沒多待。
回到辦公室，他把卷宗合上，坐了一會兒。窗外的天灰濛濛的，臘月的風從窗戶縫裡鑽進來，帶著一股煤煙味。他摸了摸內兜，本子還在。
第二天。
上午他去了趟鍾橋。修表攤還在，馬波坐在攤子後面，低著頭，手裡捏著一隻表，鑷子夾著一個小齒輪，湊到眼前看。他沒走過去，站在橋頭看了一會兒。馬波沒抬頭，不知道他來了。
他轉身走了。
下午回局裡，趙局長在走廊里看見他，停了一下：「老任，忙什麼呢。」
「翻舊卷宗。」
趙局長看了他一眼，沒再問，走了。任守義站在走廊里，看著趙局長的背影拐過樓梯口。他知道趙局長想問什麼——案子已經結了，你還在翻什麼。他沒說。他不能說。
第三天。
傍晚。任守義站在辦公室窗前。窗外是局裡的院子，再過去是街，再過去是鐘樓的尖頂。天擦黑了，鐘樓的尖頂黑黢黢的，像一根瘦手指戳在天上。
他摸了摸內兜。本子硬邦邦的，隔著衣服硌著胸口。
「三天後。晚上八點。」
他看了一會兒鐘樓。樓上的燈亮著，黃的光，照不遠的。他想起侯援朝說的那個「東西」——背著十年，放不下，也卸不掉。
他轉過身，坐到桌邊上，掏出本子，翻開。紙面上那行字還在：「他要說了。」
他看了一會兒，把本子合上，塞回內兜。窗外風大起來了，吹得窗框哐當響了一聲。他沒去管它。
他站在黑暗裡，手按著胸口那本硬邦邦的本子。
他會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