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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避走宣光(一)

  二月,苗、瑤武裝燒破渭川、永綏諸屯堡(指河陽、安邊二屯)。鄧璞奏言認為「匪勢險遠,非剿不除」,而山興宣(「三宣」)督臣阮伯儀則奏稱「專於撫誘,亦可無事」。嗣德令阮伯儀速往督同察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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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直到四月,三宣地方官員仍在是否剿、撫問題毫無定算,頻繁遞折與越廷討論對策。僅就論剿而言,「鄧璞以農雄碩自守不暇,黃文龍不堪獨辦,欲得降匪鄧挽(指鄧志雄)為用」。而阮伯儀言「黃文龍系是干人,以該練勇及農雄碩、楊福郎二道堪剿,磊卜特以鄧挽用之,恐為遺礙」。阮伯儀認為,「鄧挽似與太省(指太原省)不平,今宣省用之,或生彼此,若成功後求官守其地,恐重煩處置」。鄧、阮二人爭議的焦點就是否使用鄧志雄前往宣光征剿苗匪,時間在雙方的爭執中慢慢流逝。

  無奈之下,嗣德只得權從阮伯儀之議:請簡員充代(鄧璞),另舉杜第(嗣德十四年,即公元1861年,法軍占領嘉定、定祥三省後,杜第受此事牽連,被拏解追責,當時處理此事之欽差大臣即阮伯儀)負責宣光剿撫事宜,

  據稱,對渭川、永綏諸屯堡威脅最大的便是白苗武裝。而占據底定縣磊卜峝四、五年之白苗頭領,當地俗稱順主,亦稱「順天主」、「順天王」,又名曰「潘武官」。此外,尚有另一稱「王武官」的頭領。據考,「順天主」、「武官」等稱謂,或是苗、瑤等少數民族頭領的某種稱謂。

  也就在鄧璞與阮伯儀爭議的這段時間,劉二率黑旗軍自大清國入越,行經高平省轄,抵達太原省白通州之蘇街,會師鄧志雄。

  對於鄧志雄與鄧璞溝通的具體情形,劉二顯然不甚了解,甚至認為是去河陽投靠白苗。

  就在等待三宣地方官員回復的空檔期間,劉二於當年七月,應邀前往高平省城之牧馬墟。在牧馬,劉二與老東家吳亞終、黃崇英等進行了令人玩味的也是最後一次會晤。雖然會晤的具體內容已無可考證,然而,此次會面的結果顯然並不愉快。

  受牧馬會晤的影響,劉二不得不再次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

  吳亞終入越,桂、越各路英雄皆知。今後,太原北部毗鄰高平,很可能就成了吳亞終的活動範圍,甚至是落腳點。劉二既已另立山頭,且有意重走團練之路,蘇街今後肯定呆不下去了,急需另謀他處才是。

  反觀鄧志雄,吳亞終入越與否似乎無所謂,畢竟雙方沒啥過節。鄧志雄手下的幾位小頭目如黃二、陳三、陳四、許晚、何阿本等人,平素與劉二關係較好,知道他想什麼。

  眼下,蘇街往東便是高平省及大清廣西地界,無論清軍亦或是吳亞終所部就擺在哪裡;往南可經北𣴓乃至太原省城一帶,是為越軍北上平亂之路;往西沿能江一路前行可達宣光省城;往北經過連綿不絕的大山可達宣光省偏遠的河陽(屬渭川縣)、安遠(屬永綏縣)二堡及至大清雲南省界。

  顯然,往東、往南顯然並不適宜。往西、往北如何?不僅劉二難以取捨,太、宣二省官員也在為安頓這支(鄧、劉)武裝頭疼。

  不過,當劉二將此事與鄧志雄商量時,鄧卻認為前往河陽更好,那裡的地盤更大,甚至願意一同前往。

  河陽,又稱「河楊」,狹義來講,是指位於宣光省安平府(Yèn Binh)永綏縣(VĩnhThuy,轄境相當於今渭川縣西部以及黃樹皮縣)芳度社(PhươngĐộ)的河陽屯、河陽鋪,是一個由數十戶來自兩廣的客家商人為主的小墟而已。與之隔河相望的是宣光省襄安府渭川縣(VịXuyên,轄境相當於今渭川縣東部以及官壩縣)的安邊屯(永綏、渭川二縣以瀘江為界,江東為渭川,江西為永綏,瀘江源有二,均源自中國,即中國之盤龍河、八布河)。廣義上講,則指以河陽、安邊二屯為中心的宣光北部一帶方圓二百里的廣大山區。

  河陽今譯作河江(系HàGiang一詞中文譯誤所致,該名的正確發音近乎河陽。筆者認為,應尊重越南的中文歷史地名的前提下翻譯地名),河陽今為越南河江省政府所在地。

  地形上,河陽東連太原、高平二省,步行可達廣西鎮安府;北連中國雲南開化府;西接興化省之「十州」一帶偏遠山區;南距宣光省城三百餘里,行走需二十日。

  河陽交通雖然號稱四通八達,其陸路因山巒疊嶂、林木茂盛、狹隘崎連,行走十分艱難;水路則因河窄灘多、水流湍急,舟行不易。

  河陽周邊群山之中,土、儂、苗、瑤等各民族相雜而居,其中以苗族村寨居多,他們對官府及清軍不僅沒有好感,甚至各族群之間亦充滿敵意。

  歷史上,河陽各族之間因矛盾相仇引起的所謂「匪亂」此起彼伏。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河陽有了適合一支規模武裝生存的土壤:首先,由於路途遙遠,官府力有不逮,往往按照嗣德「以蠻制蠻,可省兵力」指導性政策處理匪患,即招募那些願意歸順的武裝組織進行彈壓;其次,在此經商的清人深受匪亂之害,迫切需要一支保護自己的武裝;第三,苗族首領順主亦想招募外來武裝(如後來之黃崇英武裝)為自己撐腰,抵禦官軍,鞏固和擴大自己的領地。

  對此,鄧志雄似乎胸有成竹,他認為白苗順主屢次想招自己相助,因此,只要將前往河陽之信告知順主,到時自會有人帶路,不僅免受白苗襲擊,還能得到白苗村寨的接待。待隊伍安全抵達河陽後,再視機而動,據河陽後自立客團。

  二人決定依計而行。

  不久,得悉消息的順主很快派來兩頭目(《劉永福歷史草》稱之為「馬元帥」、「羅軍師」,有自詡的成份)帶人前來做嚮導。

  同治六年八月初四日(按民俗,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八月初四日宜出行,綜合分析可能是初四日),劉二率黑旗,鄧志雄部由黃志大率領,共約四百人,穿上早已備好的白衣及白布包頭,離開蘇街,向西北方向出發。隨行攜帶火藥三百斤,鉛條三百斤。

  當日,一行人抵達野市堡,留住一夜。次日一早,大夥沿能江邊的小路向西,來到高峙社(Cao Tri),翻過西北方向的一座大山,行程二十餘里,來到高上社(越名Cao Thương)之格敦寨(Coue Toung音譯名,《劉永福歷史草》作「球釘」,音近之故)停了下來。此時,已近傍晚,馬、羅二人令當地苗寨頭人提供伙食,搜羅一陣,只得米一蘿,粟米五六擔。

  正所謂僧多粥少,黃志大見狀,先令手下將米盡數拿走,只留下玉米。黑旗軍上下見狀,紛紛對黃志大獨食之舉鼓譟以表示不滿。

  馬、羅二人見狀,心裡不禁嘀咕:這幫人僅因一蘿米便彼此相厭,一路上苗寨多以粟米為食,到時候恐怕又以籌糧不利,遷怒於己,性命不保,還是走為上策!

  是夜,羅某便帶十餘人溜之大吉。

  天明時分,大家才發現不見羅某人,不知何故。馬某故作鎮靜,安慰大家,聲稱由自己繼續帶路即可。但接下來走的將是數十千米崎嶇蜿蜒、農林密布的山間小路。大家跟隨馬某人的後面,緩緩而行。

  走著走著,一個不留神,竟然不見馬某等人的蹤影,原來馬某趁機溜之大吉了!

  沒了嚮導,大家這才慌了神,如同無頭蒼蠅,不知何去何從?

  無奈之下,劉二只得沿原路返回,並再次回到野市堡。

  不久,鄧志雄、梁俊秀等人自蘇街乘小船而來,劉二將返回原由告知二人。

  鄧志雄知後十分不快,喚來白苗在當地的頭目花大,故作雷霆大怒,厲聲斥責沿途苗寨頭人照顧不周。隨後一面假意用竹枷將花大枷住,一面暗遣他人為之求情,這才順水放開花大,令其追尋馬、羅二人。

  花大不知就裡,還以為逃過一劫,那裡還敢停留,急忙循路追人去了。

  十幾日後,花大無功而返。鄧志雄感到有些懊惱,此次出來不僅一無所獲,還白白消耗了有限的糧食,他不願就此空手而歸,得弄點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