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建成「人民家園」(Folkhemmet)的可能性大嗎？
為了證明自己是對的，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們還會對某些事實進行「修正」，以使結果符合自己的預期，從而達到欺騙自己的目的。
此次美國大選中許多Dem的支持者都這麼幹了，他們製造了資訊「回音室」將自己包裹於其中，甚至不敢相信Dem真的敗選了。
當然，不止是他們，其他很多人也這麼幹，其中一個例子是「福特神話」。
在經典的經濟學理論中，一條勞動力供給曲線和一條勞動力需求曲線的交點座標則表示在沒有干預的情況下，茲油市場提供的工資。
茲油佑翼通常認為，如果政權用行正手段規定了一個高於市場行情的最低工資，那麼願意工作的勞方人數會增加，而資方願意僱傭的人數會減少，這中間的差值就是失業。
據此，茲油佑翼反對政權規定最低工資標準，認為這是擾亂市場的行為。
顯然，他們的理論站不住腳，因為勞動力供給曲線並不是孤立的。勞動者，同時也是消費者。當最低工資標準提高時，勞動者的收入也會增加，這會使他們有更多的錢去消費，從而使得產品的需求曲線向上移動，這反過來使資方擴大生產，僱傭更多的勞動力，勞動力需求曲線也向上移動。
這樣，雖然提高最低工資確實會增加失業，但增加的失業人數遠不如茲油佑翼吹噓的那麼誇張。
據此，茲油佐翼又製造瞭如下一個福特公司的恩情神話：早在1926年，資產家亨利·福特認為，如果工人沒有更多的閒暇時間去旅遊、野炊，他們就沒有購買福特汽車的需求；如果工人沒有高的收入，就不會購買自己的產品。於是他率先施行了五天八小時工作制，並且為員工提高收入，後來員工也果然努力工作，用行動回報心地善良的資產家亨利·福特的恩情，讓他狠狠地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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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油佐翼試圖用這個例子說明，只要資產家善良又聰明，那麼他們就會自發地革新，提高勞動者的權益，因而暴力歌名是多餘的，而且進步是必然發生、水到渠成的。
茲油佐翼同樣認為，現在有一撮資產家又蠢又壞，只要把這幫笨蛋全都換成亨利·福特或者於東來那樣的聰明人，那麼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這個「恩情神話」不是真的。如果給員工提高工資就能使自己發財，那麼很多資產家為什麼不這樣做，難道是因為他們全都不想發財嗎？
難道這些資產家是天生的壞種，壞到寧願虧錢也要坑害別人，壞到連自己賺錢都不願意？Marx告訴我們不是這樣的。
事實上，福特公司的高生產率並非得益於員工的「積極性」，而是流水線生產模式的發明與使用。高福利並不能為福特公司帶來直接好處，相反，公司必須依靠技術優勢所帶來的巨額利潤，以維持高福利。
許多美國汽車企業很想知道福特公司是如何實現如此驚人的生產率的，而為了保守流水線的秘密，亨利·福特在他的工廠附近修建了房子並廉價出售給自己的員工，以讓他們集中住宿，同時實行了八小時工作制，以確保員工捨不得離開福特公司，保持他們對公司的忠誠，從而達到保守秘密的目的。
但是，儘管亨利·福特採取了很多保密措施，技術擴散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很快全美的汽車企業都開始陸陸續續地採用流水線生產的模式，亨利·福特發現他的企業失去了競爭的優勢地位，而且相比於其他車企，還要承受額外的福利負擔，只能勉強度日。
幸好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與國會於1938年透過了《公平勞動標準法》，以行正和法律手段將五天八小時工作制確立了下來，這位具有極全傾向的羅斯福總統強迫全美所有企業遵守，這才為福特公司緩了口氣。
上世紀80年代，由於日本車企的技術追上了美國車企，且日本車企沒有那麼高的福利標準，日本汽車慢慢取代了美國汽車成為世界主流，
21世紀，太平洋西岸的西方大國又在新能源汽車的技術領域完全擊潰了日本。而且西方大國的福利標準更低，那麼可以預料，西方大國汽車取代豐田、本田也是遲早的事情。
那麼，茲油佐翼這個「恩情神話」的理論看上去沒什麼問題啊，員工工資的增加本來就會擴大需求，老闆的產品也更會容易賣出去，那麼它究竟錯在哪裡呢？
答案在於茲油競爭。市場上所有的企業實際上共享一個消費市場。福特公司給員工漲了工資，大部分員工很可能會拿這筆錢去吃披薩、坐飛機旅遊、供孩子上更好的學校，等等，只有很少一部分員工會選擇購買福特汽車。
福特公司用自己的錢擴大了需求，而需求增加所帶來的好處卻大部分落入了食品公司、航空公司和私立大學之手，福特公司自己吃不到。
於是，所有企業自然都希望別人給員工提高工資，而自己則坐享其成。
這就構成了一種經濟學上的博弈，可以簡化為如下情況：
如果每一家公司都給員工漲工資，那麼他們都會獲得中等的利益；
如果有些公司漲工資，其他公司不漲，那麼漲工資的企業會虧損，而其他企業則獲得巨額利益；
如果所有公司都不漲工資，那麼他們都獲得少量利益。
顯然，這個博弈模型的「帕累托最優」(ParetoOptimality)是第一種情況，而「納什均衡」(NashEquilibrium)則屬於第三種情況。
在完全茲油的博弈中，最終結果必然是第三種情況，不存在「聰明善良資產家自發漲工資」的情況，因為聰明和善良，二者無法得兼。
如何達到第一種情況，這就必須依賴於強制力，例如上文中提到的美國1938《公平勞動標準法案》，以及蘇俄1917《勞動法令》。值得一提的是，蘇聯勞動法於1940年進行了重大修改，延長了各工業企業工人的工作時長，縮短了假期，以應對潛在的戰爭威脅。
在經濟全球化以後，情況變得更為複雜。
由於不存在一個所謂的「世界政權」來將它的強制力施加給每一個國家，當某國的營商環境不夠友好時，資本就會外逃，從而在該國引起失業與動盪。
儘管部分歐洲國家可以憑藉技術優勢、自然資源優勢暫時在本國維持高福利，就像1926年的福特公司那樣，但這顯然是無法長久的，因為優勢不是永久的。
正如在第二個部分中所指出的那樣，大學教授、灣區程式設計師、科研工作者、高階工程師這樣的人大機率不會喜歡歐洲「高稅收、高福利」的社會。
高稅收意味著他們的收入會大打折扣，而高福利則意味著勞動力工資高，他們在僱傭保姆、鐘點工、水管工、點外賣時會花費更多的錢。
米哈伊爾·布林是蘇聯數學家，在經濟管理部門任職。他和他的同事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線性規劃演算法，並將其應用到計劃經濟領域。
米哈伊爾的收入並不比哈爾科夫機械廠或者南俄羅斯集體農莊的普通勞動者高多少，甚至部分熟練技術工、勞動模範的收入比他高。然而當他移民美國以後，沒有任何美國工薪階層可以望其項背。
後來，米哈伊爾的兒子謝爾蓋·布林更是作為google的聯合創始人之一，躋身頂尖富豪的行列。
而在今天，儘管太平洋西岸的西方大國依然是第三世界國家，人均收入遠低於美國，但大學教授、研究員、正高工程師的收入卻非常接近，此外該國捨得往專案中投錢，這是西方大國越來越具有人才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如果不是語言和文化的隔閡，只會有更多研究型人才踴躍投奔西方大國。
另外，千萬不要認為研究人才會和科技巨頭有不可調和的矛盾——正如在上面所論證的那樣，研究人才和科技巨頭的共同利益遠大於矛盾，正如醫生工會更傾向於夥同醫藥複合體，一起從患者身上獲取巨額利益，而不是反對醫藥複合體。
因此，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高稅、高福利對勞工友好，但對教授、研究員與工程師等人不友好。一些人喜歡高稅、高福利，不代表其他人也喜歡。
那麼，如果沒有語言和文化的屏障，可以輕鬆茲油地選擇，一名教授、研究員、高階工程師、科技資產家會選擇在歐洲發展，還是去美國？答案不言而喻。
因此，面對美國和太平洋西岸的西方大國這兩個世界上最茲油的國度，歐洲國家在科學技術的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他們在歷史上積累的技術優勢可能會在二十年內消耗殆盡。
無論歐盟如何費盡心機地扶持歐洲科技企業，這些科技企業都註定難以與美國和西方大國競爭，除非歐洲全面放棄建設高福利社會的嘗試——
或者整個世界被統一在紅色的旗幟下。在這種情況中，米哈伊爾·布林們還能往哪裡移民，火星還是月球？
或許，企圖在某一個地方單獨地建設「理想社會」、「人民家園」(Folkhemmet)的嘗試是註定徒勞而無功的——勞動者必須先解放世界，然後才能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