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守業的辦公室更像一間倉庫。
一張老掉牙的辦公桌，桌角的漆磨沒了，露出木頭本色。靠牆一排鐵皮櫃，櫃門上貼著泛黃的標籤，一九九七、一九九八、一九九九……一直貼到去年。牆上釘著一張全縣地圖，地圖上密密麻麻摁著圖釘，紅的，綠的，黃的，像一片沒收割的莊稼地。
他親自給李明鑰倒了茶。「門就這麼敞著。」錢守業坐回自己的椅子，「我這兒沒有秘密，柜子里鎖著的也不是秘密，是三十年的帳。」
他從鐵櫃裡抱出一摞牛皮紙本子，往桌上一放，咚的一聲。
「不是向你示威。」他說，「是怕空口說白話，你不信。今天咱倆，不念文件，不談交情，就掰扯一筆帳。」
「您說。」
「先聽我說個舊人舊事。」錢守業翻開最舊的一本，紙頁黃脆，藍黑墨水的字，筆畫又粗又硬，「一九九七年，我在柳樹灣鄉當書記。全鄉兩所中學、四所小學，一半是土坯危房。冬天上課，娃們輪流去後牆根站著——不是罰站，是用脊樑頂著牆，怕風把牆頂趴了。」
他翻頁的手很穩。
「那年冬天，縣裡讓我出去招商。我在地區的展銷會上，碰見一個賣樹苗的，二十九歲，姓鄭，穿一件不合身的西裝，在展台後頭啃干饢。我跟他聊了半個鐘頭，把他拉到了柳樹灣。」
李明鑰抬起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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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鄭鶴鳴。」錢守業不看她，目光落在帳本上，「綠野是我引進來的。當年它不叫集團，叫苗圃場，註冊資金八萬。第一筆稅，二十一萬一千四百塊，到帳那天我在辦公室坐了一整夜——全鄉教師的工資，欠了七個月，就等這筆錢。」
「第二年開春，危房推了四間，第三年，全推了。磚房蓋起來那天，我在房樑上寫了四個字：飲水思源。」錢守業合上本子，抬起頭，眼睛裡有一種很舊的光，「李檢，你能明白嗎？一個種過地的人，看著自家地里最大那棵樹，一年一年長高——那是什麼心情。」
「能明白。所以您今天找我，不是來給綠野說情的。」
「說情？」錢守業哼了一聲，「說情我犯不上找你，找你也沒用。我是來算帳的。三個問題，你答得上來，我聽你的；答不上來，你聽我的。」
「您問。」
「第一個。」錢守業伸出一根手指，「官司打下去，綠野要是傷了元氣，停產一半，一千個工人回了家。你告訴我，這一千個人，你拿什麼安置？」
「錢縣長，我先把官司的邊界給您劃清。」李明鑰說，「我們訴的，是三眼違法暗井和超採行為，要求的是停止侵害、修復生態、依法賠償。綠野的車間、果園、生產線，合法的，一寸不動。封井會抬高它的取水成本——它的財務報表我調過，利潤率扛得住，只是沒從前那麼高了。傷元氣的是違法的那部分，不是企業本身。」
「說得輕巧。」錢守業的手指在桌上點了兩下，「市場不信你劃的邊界。銀行收貸，訂單觀望，這個口子一開——」
「所以我們走的每一步都在釋法。」李明鑰說，「公告、聽證、文書，都會把邊界寫得清清楚楚。錢縣長，嚇唬市場的不是官司，是傳得沒邊的風。風怎麼止，您在行，您一句話，頂我們十份文書。」
錢守業盯著她看了兩秒，沒接這個茬，豎起第二根手指。
「第二個問題。生態修復，要賠多少？綠野要是賠得傷筋動骨，後面的稅、後面的崗位，都是空話。」
「賠多少，鑑定機構評估，法院判決，我說了不算，您說了也不算。」李明鑰說，「但法律有條明路：它主動封井、主動修復、主動補種，依法可以從輕。調解的門，從頭到尾開著。鄭鶴鳴是個會算帳的人，這筆帳，他比誰都算得清——前提是，得有人讓他相信，躲是躲不過去的。」
「第三個問題。」
錢守業往後一靠，他這回沒有立刻開口，而是盯著李明鑰看了好一會兒，眼神頭一回有了點說不清的東西，像一個長輩在掂量一個晚輩。
「小李，我問你一個不在帳上的。」他說，「你們援疆，三年。你走了，這案子贏了輸了，都有人接著辦。可白楊縣的人呢？兩千一百個工人，祖祖輩輩在這兒。你呢，辦完案子，戴花回鄉。你們檢察官夜裡睡得著嗎——就不怕有一天，官司贏了，廠子垮了，你人已經坐在臨江的辦公室里喝茶了？」
辦公室里很靜。牆上地圖的圖釘在燈光下一點一點地閃。
李明鑰沉默了幾秒，沒有躲。
「錢縣長，我回答您。」她說，「第一，我夜裡睡得著，因為我想過您說的那一天，想得比您只多不少。可壓垮綠野的不會是這場官司——是超采本身。河床年年下陷，井越打越深，電越耗越多，這個雪球，十年前就開始滾了。今天不治，不是救它，是陪著它把病捂成絕症。趁還有水的時候治病，兩千一百個飯碗端得久；等河真斷了再治，一個都端不住。」
「第二。」她看著錢守業的眼睛，「您說我們辦完案子就走了。對，我是要走的。可您想過沒有——我們援疆，圖的不是辦幾個案子就走。辦案子，是治標；留下一套不走的辦法，才是治本。這個案子辦成什麼樣，往後白楊縣再碰上這種事，就照什麼樣辦。我人走了，卷宗留在檔案室，制度留在縣裡，帶出來的徒弟留在院裡。」
「三年是我的任期。」她說，「可公道這東西，沒有任期。」
錢守業久久沒說話。他伸出手，把桌上那摞帳本一本一本碼齊，碼得很慢，很齊，碼完了，又拿起自己的茶缸，發現茶早涼了。
「你們這是算千秋。」他忽然說。
「您算的是眼下的年成。」李明鑰說，「我們算的是往後的年成。」
「好，好一個往後的年成。」錢守業笑了一聲，笑里有點冷，又有點說不出的疲憊，「李檢，我把話放這兒——你們的千秋是樹，我的千秋是人先吃飽。這句話你記著，將來開人代會，我還這麼講。」
「吃飽靠水。」李明鑰不讓，「錢縣長，九七年您在柳樹灣當書記的時候，鄉里那口老井，幾米見水？」
錢守業碼帳本的手停住了。
辦公室里靜了很久。牆上的掛鍾，秒針一格一格地走，聲音忽然顯得很大。
「八米。」他終於開口，「去年冬天，那口井廢了。新打的，四十一米。」
「您都記著。」李明鑰輕聲說，「所以您心裡那本帳，比我這本上，記得還清楚。」
錢守業沒有接話。他站起身，把那摞本子抱回鐵櫃，一本一本放回去，放得很慢，然後鎖上櫃門。鎖舌咔噠一聲。
他背對著李明鑰，站在鐵櫃前，忽然說了一句：
「別讓我難做。」
他說得不重。像一句託付，又像一聲嘆息——一個算了三十年帳的人，算到最後，發現自己的帳和別人的帳，記在了同一頁上。
李明鑰站起身，「錢縣長，您的難在帳上，河的難在地下。」她說，「帳上的難，您辦了三十年，全縣人都記著您的好。地下那筆難，交給我們辦一回。辦完了，兩本帳，合得上。」
她走到門口，又停住，回身。
「柳樹灣那口老井的井位，您帳本上要是記了深淺，往後開庭，可能還得借您的帳本一用。」
錢守業已經坐回椅子裡，聞言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這一眼裡沒有了剛才的鋒芒。
「帳本不外借。」他說，「這是我三十年的規矩。」又補了半句，「——不過，規矩是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