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的雪,下下停停,轉眼已是深冬。
院子深處依然寂靜。
朝堂內外的明爭暗鬥,邊疆的「羈縻升級」,七大產業的暗流涌動,基層工棚的低聲絮語,技術改良的扳手與齒輪......所有這些驚心動魄或悄無聲息的變革,似乎都被那高高的宮牆和西山的風雪,隔絕在了另一個世界。
然而,時代的浪潮不會因為一個人的沉睡而停歇,新的面孔,新的聲音,開始出現。
率先高調推出新一代旗幟的,是風頭正勁的啟蒙會。
在一個精心策劃的、名為「青年與國是」的論壇上,一位身著剪裁合體的深色西裝、戴著金絲邊眼鏡、氣質儒雅中透著銳氣的年輕人出現。
這是徐宗衍,前些年蒙朝廷選派,赴歐羅巴紅袍英督府留學。
二十七歲,徐渭仁長子。
不同於其父的深沉內斂,他顯得更加自信、開朗,帶著海外歸來的作風。
隨後幾日,他的名字和照片頻繁出現在各大報刊,海外紅袍大學經濟學博士的頭銜、在英督府參與財政革新的「寶貴經驗」、以及數篇發表在海外知名學術的論文題目,被反覆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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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啟蒙會控制的《經濟評論》雜誌,以特刊形式全文發表了徐宗衍的歸國「獻禮」之作。
《漸進現代化的財政基礎》。
這篇數萬字的長文,旁徵博引歐羅巴諸國及中原的經濟發展史,運用大量資料和模型,系統闡述了一個核心觀點。
紅袍的現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遵循「歷史階段論」和「積累漸進原則」。
文章主張,未來三十年內,朝廷的核心任務應是「奠定堅實的財政與資本基礎」,具體路徑包括。
集中資源發展「先導產業」,即啟蒙會劃定的七項戰略產業,透過「合理有序」的稅收與金融政策引導民間資本流向,在保持「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逐步最佳化」勞資關係與分配結構。
最終用兩到三代人的時間,「平穩、可控、無震盪」地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制度演進」。
文章一出,在知識界、財經界引起不小轟動。
支援啟蒙會者盛讚其「高瞻遠矚」、「腳踏實地」、「符合國情」。
質疑者則認為其「過於保守」、「漠視民生疾苦」、「實則為既得利益集團張目」。
但無論如何,徐宗衍這個名字,以及他所代表的「理性」、「秩序」、「漸進」的啟蒙會青年一代理念,迅速進入了公眾視野。
徐渭仁對其子的栽培與提攜之意,昭然若揭。
幾乎與此同時,在遠離聚光燈的另一端,一個截然不同的名字,開始在工人聚集的棚戶區、煙霧繚繞的礦工「鍋伙」、以及復社內部的通訊中流傳。
趙鐵生。
趙鐵生,三十二歲,北直隸開灤煤礦礦工出身。
與徐宗衍的斯文儒雅不同,他身材粗壯,皮膚黝黑粗糙,雙手骨節粗大布滿老繭,左頰有一道下井時被碎石劃破留下的淺疤。
他學歷不算太高,讓他嶄露頭角的,不是論文,而是一次慘劇。
三年前,他所在礦坑發生嚴重透水事故,十三名礦工遇難。
礦方試圖隱瞞真相、壓低賠償。
是當時還是普通礦工的趙鐵生,忍著失去堂兄的悲痛,串聯起悲憤的遇難者家屬,不顧威脅,一級級上告,從礦務局到州府,最後竟然將狀紙遞到了直隸監察部衙門外,引來報界關注,最終迫使礦方提高了賠償標準,並承諾改善部分安全措施。
此事之後,趙鐵生成了礦工心目中的「鐵生哥」。
復社在北直隸開展基層活動的骨幹注意到了他,邀請他參加夜校。
在夜校昏黃的油燈下,這個粗豪的漢子如饑似渴地學習識字、算數,閱讀那些簡單的、關於工人權益的小冊子。
他領悟力極強,更難得的是,能將書本上的道理,用礦工們最能理解的、帶著煤渣味的大白話講出來,組織能力極強。
很快,他從夜校學員,成為夜校的「工人講師」,進而被推舉為開灤地區工人互助會的負責人。
在復社的進一步扶持和系統培訓下,短短兩年多時間,趙鐵生以其豐富的基層經驗、極強的動員能力和對工人疾苦的感同身受,迅速崛起,成為復社在北方工人活動中的一面新旗幟,不久前剛被推舉為「北方工人協調會」的副會長。
他沒有發表過什麼學術論文,但他的「著作」是組織了一次次成功的怠工抗議,為工人爭得了加班費。
是帶領工友迫使廠方修繕了危舊的工棚。
是在礦井口豎起了一塊「安全監督牌」,讓工人們自己選出的代表有權在發現明顯隱患時拉響警鈴。
他的口號簡單直接。
「工錢要明算,安全要人管,說話要算數!」
在復社內部,他被視為將「基層活動」理念貫徹得最徹底、最具代表性的新一代實幹家。
而在民會的陣營里,被推到台前的,則是另一位畫風迥異的年輕人,孫浩。
孫浩,三十五歲,紅袍大學工程科首屆碩士,畢業後被選派至當時還由民會勢力較強的南洋督府任職。
他常年穿著洗得發白的工裝,戴著厚厚的近視眼鏡,身上總帶著機油和鉛筆灰的味道。
他不善言辭,更不懂那些政治辭令,他的世界是由圖紙、公式、齒輪、傳動比構成的。
在南洋督府的十年,他默默無聞地蹲在船廠、機械修理廠,從最基礎的技術員干起,解決了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題。
他最得意之作,是主持設計了一套適用於中小型機械加工廠的「紅袍標準系列工具機」。
這套工具機並非最先進,但勝在結構簡單、堅固耐用、易於維修,最關鍵的是,成本僅有海外同類進口裝置的三成。
這套「標準」工具機推出後,迅速在南洋、乃至東南沿海的小型機器廠、修理鋪普及,極大地降低了中小企業的裝置入門門檻和技術依賴,被許多掙扎求生的小廠主譽為「救命神器」。
民會會長陳望在一次視察南洋產業時,敏銳地察覺到了其價值。
在陳望「務實改良」的思路下,孫浩這樣不關心黨派之爭、只懂技術、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技術官僚」,正是民會需要大力樹立的典型。
於是,孫浩被「發現」,被調回京師,進入工部下屬的機械局,並很快被民會推舉為「產業技術促進會」的代表。
數月之後,三個出身、經歷、理念迥異的身影,三個派系著力打造的新時代面孔,終於在一個看似偶然、實則精心安排的機會下,碰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