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省城，天已經熱了。
任守義坐在會議室里，靠著窗邊那把硬木椅子，日光燈管在頭頂嗡嗡響。窗外是省檢察院的院子，幾棵梧桐樹，葉子剛長齊。他看了一眼牆上的鐘，九點四十分。
沈科長坐在長桌那頭，面前攤著一本卷宗，沒翻。馬波坐在任守義旁邊，穿一件灰夾克，手放在膝蓋上，沒動。
門開了。
一個穿呢子大衣的人走進來，身後跟著兩個穿制服的年輕人。頭髮花白，梳得整齊，臉色也白淨，看不出六十多的樣子。他站在門口，目光掃過會議室——掃過沈科長，掃過任守義，最後落在馬波身上。
停了一下。
很短，但任守義看見了。馬波也看見了。
那人坐下來，把大衣攏了攏，腿交疊，靠在椅背上。像坐在自己辦公室里。
「周懷仁同志。」沈科長開口，聲音不高不低，「這位是馬波師傅。臨江的修表匠。」
周懷仁看了馬波一眼。那一眼很隨意，像看一件無關緊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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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表匠？」
「他保管了十一年的帳本。」沈科長說，「1980年臨江機械廠的那本帳，四萬七。」
周懷仁的臉，白了一下。
他本來就白，但這一下，白得不正常。像是有人從裡面把血色抽走了。任守義看見了。馬波也看見了。
「我不認識什麼帳本。」
馬波看著他，說：「1980年11月11日。倉庫。」
周懷仁的手，搭在椅子扶手上，沒有動。他看著馬波，目光很直，像是要從那件灰夾克後面挖出什麼來。
馬波又說：「你讓人，把帳埋了。」
會議室里很靜。日光燈嗡嗡響。窗外有人走過，腳步聲從走廊那頭傳來，又消失了。
周懷仁沒有接話。
一個字都沒有。
任守義坐在窗邊，看著這個穿呢子大衣的人。他想起自己第一次看到那本帳的時候——1980年，臨江機械廠，財務科的柜子，鎖壞了。他那時候還年輕，翻開那本帳的時候，手也是穩的。但他記得，那本帳上的數字，像針一樣扎進眼睛裡。
四萬七。
周懷仁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手有點抖，茶灑出來一點，在桌面上洇開一小片。他放下杯子，沒有去擦。
沈科長看著他，沒有催。會議室里只有日光燈嗡嗡響。
過了很久。
像是過了一輩子。
周懷仁開口了：「……我要見我的律師。」
他的聲音，虛了。
任守義聽出來了。那聲音像是一層紙糊的殼，輕輕一戳就破。周懷仁說完這句話，又端起茶杯，但沒喝，又放下了。
他看向窗外，看向那幾棵梧桐樹。葉子在風裡動，很輕。
任守義看著馬波。馬波坐在那裡，沒有動。他的手，放在膝蓋上——很穩，像鐘擺停在一個點上。
任守義想起十一年的那些日子。馬波在臨江修表，修了那麼多年，誰也不知道他懷裡揣著那本帳。鐘錶鋪的櫃檯玻璃下面，擺著一排鍾，分針秒針走著，走得那麼穩。馬波的手，就那樣穩穩地拆開表殼，把那些細小的零件一個個取出來，擦乾淨，再裝回去。
現在他坐在這裡，那雙手還是穩的。
窗外的梧桐葉又動了一下。那一片洇開的茶水，在桌面上慢慢幹掉了，只留下一圈淺淺的印子。
馬波轉過頭，看了任守義一眼。
任守義知道，這只是一個開始。帳本到了這裡，只是把線頭牽了出來。線頭後面，還牽著更多的東西——王本善查了十年的訃告，檔案館裡被塗改的借閱記錄，消失的1980年憑證，還有那些在暗處站著的人。
周懷仁坐在那裡，呢子大衣的領子豎著，像是有點冷。
五月了，天已經熱了。
任守義站在檢察院樓下。五月的省城，太陽白晃晃的，照在台階上。他點了一根煙。
煙是飛馬。從臨江帶出來的，剩最後三根。他抽了一口，煙氣在日光里淡得幾乎看不見。
他想郭彩雲。
郭彩雲守了九年名單。九年前，她丈夫在鐘樓摔下來，說是工傷。她沒信過。也沒問過。她把那張名單收好，鎖在檔案館最裡面的鐵柜子里。九年來，她整理借閱記錄，修補牛皮紙卷宗，從不多看一眼不該看的東西。她等一個交代。
現在，名單上的人，有了交代。
他想起郭彩雲說過的話——「沒有借出記錄。可它就是不在了。」她說這話的時候，手放在那排空架子上，指頭輕輕划過，像是摸一道疤。她丈夫死在鐘樓底下。鐘樓底下有什麼，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東西不見了。
現在，她可以放下了。
任守義又抽了一口煙。
他想老錢。
老錢留了十一年的解剖報告。錢守拙死的那年，老錢做的屍檢。報告上寫的是「墜樓身亡」。但老錢自己留了一份——手寫的，擱在自家柜子底下，用油布包著。他怕了十一年。怕有人來問，怕有人來翻，怕那份報告哪一天自己長腳，從柜子里走出來。
十一年的怕，壓得他背都駝了。
現在，報告交出去了。交到省城檢察院的人手裡。老錢交報告那天，手一直在抖。任守義看見了。老錢說：「寫的時候手沒抖，交了倒抖了。」
任守義沒接話。
現在，他今晚能睡了。任守義想。老錢能睡了。
菸灰落在台階上，被風吹散了。
他想蘇玉堂。
蘇玉堂說過一句話——「船票可以改，案子不能等。」那是三月底的事。蘇玉堂本來要走的，船票都買好了。他留下來了。留下來作證，替錢守拙，把那塊表送了十年。
十年。每年一次。清明前後，蘇玉堂去鐘樓，替錢守拙給王本善上炷香。表是王本善的，錢守拙替王本善守著，蘇玉堂替錢守拙送。三個人，兩條命，一塊表。
蘇玉堂說，他替錢守拙擋過一刀。那是七幾年的事，在碼頭上。有人拿刀劈錢守拙，蘇玉堂伸手擋了。胳膊上一道疤，從手腕到肘彎。他給任守義看過。
「老朋友，」蘇玉堂說，「就這麼一個。」
任守義沒問那刀是誰劈的。
現在，蘇玉堂留下作證。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活了大半輩子，碼頭上的風把他的臉吹得黑黑糙糙的。他不怕。他要是怕，當年就不擋那一刀了。
任守義把煙夾在指間，看了一會兒。菸灰積了長長一截，沒掉。
他想侯援朝。
侯援朝說——「帳是我讓人埋的。」就這一句。他壓了十一年。
十一年前，那本帳到了侯援朝手裡。他讓人埋了。埋在鐘樓北牆底下。埋完，他當什麼事都沒發生。該開會開會，該批條批條。但他知道。他背著那個東西，背了十一年。睡覺的時候，那個東西在；吃飯的時候，那個東西在；站在台上講話的時候，那個東西還在。
現在，他開口了。
任守義想起侯援朝說那句話時的樣子。沒有低頭，沒有躲。說完，就那樣坐著，像是卸了一副枷。他還不完。任守義想。有些帳，不是開口就能還清的。但開口了，就是還的開始。
煙燒到指根，燙了一下。任守義換了只手。
他想馬波。
馬波說過——「八個。我欠了八條命。」
八條命。十一年前，鐘樓上的八個人。馬波是其中一個。他活下來了。其他七個，沒有。
馬波把這八個字刻在鐘上。用鏨子，一筆一筆刻的。任守義見過。那八個字在鐘的內壁上，被鏽跡半遮半掩。刻的時候，馬波大概沒想過要讓誰看見。他只是刻。
他記了十一年。
現在，他在還。用他自己，一條命，還那八條命。還不完的。任守義知道。但馬波在還。
馬波說過——「是還。」
是還。不是贖。贖是買回來，還是把欠的送回去。馬波欠的送不回去了。人都死了。他能還的，只有他自己。
任守義把煙抽完。最後一口，吸得深。煙氣在胸腔里轉了一圈，吐出來，在太陽底下散得乾乾淨淨。
他把菸頭掐滅在台階邊上。彎腰的時候，看見台階縫裡長出一根草。五月了，草綠得發黑。
任守義直起身，往樓里走。
會議室在三樓。門半開著。
馬波坐在靠窗的位子上，面前擱著一個搪瓷缸，缸里的水早涼了。他看見任守義進來，沒動。
任守義在對面坐下。兩個人中間隔著一張長條桌。桌上攤著幾張紙，是下午的筆錄。
馬波看著他：「……完了？」
「快了。」任守義說。
馬波點了點頭。頓了一會兒，說：「鍾，快該修了。」
任守義看著他。馬波說這話的時候，眼睛看著窗外。外面是省城的樓，灰灰的一片。
「嗯。」任守義說，「回去，修鍾。」
馬波把搪瓷缸端起來，喝了口水。放回去的時候，手指在缸沿上停了一下。
窗外的太陽移到樓後面去了。屋裡的光暗了一些。
兩個人都沒說話。過了一會兒，馬波站起來，走到窗戶邊。他背對著任守義，說：「王敏的表，還在我那兒。」
任守義沒接話。
「修好了。」馬波說，「早就修好了。」
任守義看著他的背影。馬波站在窗邊，五月的風從紗窗縫裡鑽進來，把他襯衫的下擺吹起來一點。
任守義站起來。
「回去。」他說，「修鍾。」
馬波轉過身。兩個人看著對方。沒有笑。誰都沒有笑。但有什麼東西，在他們之間，鬆了一點。像是一根繃了太久的弦，終於被調低了一個音。不響，但鬆了。
「回去。」任守義又說了一遍。
馬波點了點頭。
兩個人一前一後走出會議室。走廊盡頭，日光燈嗡嗡地響著，照著磨得發亮的水泥地。任守義走在前面，馬波跟在後面。
走到樓梯口，馬波忽然說：「任守義。」
任守義停住。
「你那個本子，」馬波說，「記完了？」
任守義沒回頭。過了一會兒，他說：「快了。」
他聽見馬波在身後，像是笑了一下。又像沒有。
兩個人下了樓。省城的暮色從樓道口漫進來，灰藍藍的。街上有人騎車過去，車鈴響了一聲，脆生生的，在黃昏里傳得很遠。
任守義走出大門，站在台階上。風從街那頭吹過來，帶著一點煤灰的味道。五月了。他想。該回去了。
鐘樓還在臨江。錢守拙的帳本已經交上去了，解剖報告也交上去了，侯援朝的證詞在檢察院的卷宗里，蘇玉堂住在招待所，等著出庭。
馬波站在他旁邊，也看著街。
「明天走？」馬波問。
「明天走。」任守義說。
路燈亮了。昏黃的光落在兩個人身上，影子拖在身後的台階上，很長。
他們站了一會兒，誰也沒再說話。
然後任守義轉身，往招待所的方向走。馬波跟上來，步子不緊不慢。兩個人並排走在省城的暮色里，像兩棵從同一個地方移過來的樹，根上還帶著臨江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