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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我在等你

  馬波到攤上的時候,那人已經在了。灰呢子大衣,舊了,袖口磨得發亮。站在捲簾門前,手插在兜里,像等鐘樓敲過八點那樣等著。

  馬波走過去。鑰匙在手裡,他沒看他,彎腰,插鎖孔,擰。捲簾門嘩啦一聲提上去,鐵皮震了一下。他側身進去,把捲簾門推到頂,用鉤子掛住。油布棚卷在牆角,他拖出來,抖開,兩根竹竿撐住,繩子往地釘上一掛,棚子就起來了。玻璃櫃從屋裡搬出來,擺在棚下,四角墊平。木牌掛好,正對街面。

  爐子生起來。昨天剩的炭,灰白了一層,扒開,底下還有紅。添兩塊新炭,扇子扇三下,火苗躥上來。搪瓷缸坐在爐沿上,續了茶根,又兌了熱水,蓋上蓋,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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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直起腰,抬頭。鐘樓在街那頭,灰濛濛的,指針停在七點五十九分。馬波低頭,看手腕上的表——七點五十九分五十秒。

  十秒。鐘樓敲了八下。

  他坐下。玻璃櫃裡,表們排成兩行。他掀開櫃門,取出一隻,上海牌,鋼殼,擦了一角的灰。絨布鋪在膝上,表放上去。鑷子、起子、小錘,一字排開。他拿起起子,開始拆。

  那人還在。

  站在攤前,隔著玻璃櫃看他。馬波知道他在看。他知道他要問什麼。他等他開口。

  風從街口灌進來,油布棚角掀了一下。爐子上的搪瓷缸冒著熱氣。馬波擰開後蓋,機芯露出來,遊絲平整,齒輪咬合,沒什麼毛病。他放下起子,等。修表這行,最要緊的功夫不是修,是等。

  那人坐下來了。馬扎在櫃前,他坐下來,大衣前襟搭在膝上,兩手交疊,擱在膝蓋上。他看了馬波一會兒,開口。

  「師傅,我查了三個月了。」

  「嗯。」

  馬波沒抬頭。鑷子夾住一個齒輪,對著光看了一下。

  「你柜子里那些表,我認得。」任守義說,聲音不高,像報時,「王本善的。薛長貴的。老吳的。他們的表,都在你這兒。你留著,每天上弦,分秒不差。」

  馬波沒有接話。他把齒輪放回去,換了一隻,夾起來,又放下。

  「你認得他們。」任守義說,「你也認得錢守拙。1980年,你在機械廠倉庫幹過半年。你還認得蘇玉堂——你給他送過錢守拙的表。」

  馬波停住。鑷子懸在半空。他抬起頭,看著他。看了很久。

  「對。」

  任守義的手在膝蓋上,指節收緊了一下。很快,又鬆開了。他沒有想到,他會直接認。

  「帳本呢?」

  「什麼帳本?」

  「1980年的帳。鐘樓北牆底下,你拿走的。」

  馬波低下頭,把手裡的表放在絨布上。動作很輕,像放一件易碎的東西。

  「你怎麼知道的?」

  「侯援朝告訴我的。」

  「老侯。」馬波重複了一遍,臉上沒有表情。他拿起搪瓷缸,喝了一口水,又放下。水汽散開,他隔著那層白霧看了任守義一眼,「他開口了。」

  「嗯。」

  馬波沉默了一會兒。風又把棚角掀了一下。他伸手,壓住。手放回來的時候,他摸了一下內兜——那裡鼓著,像是塞了什麼。

  「帳本,我留著。」

  「給我。」

  「給你?」馬波看著他。他的眼睛很沉,像鐘擺墜著的那塊鉛,「我留著它,十年了。你知道我為什麼留著它嗎?」

  「保命。」

  「不是。」

  任守義沒接話。他等著。

  馬波把絨布上的表拿起來,放在櫃檯上。他站起來,轉身,走進屋裡。裡面黑,他摸了一會兒,摸出一個布包。灰布,裹了三層。他走出來,把布包放在櫃檯上,沒有打開。

  「你掀開看看。」

  任守義沒有動。他看那個布包,又看馬波。

  「掀開。」

  任守義伸手。布包壓手,像一塊磚。他解開第一層,灰布的結很緊,他解了兩下。第二層是白布。第三層是油紙,泛黃,邊角脆了。他掀開油紙——一本帳,硬殼,布面,深藍色,邊角磨白了。翻開封皮,第一頁,一行鋼筆字:1980年,機械廠,二車間。

  任守義的手指停在紙上。他翻了幾頁,字跡工整,數字列成行,出庫、入庫、結餘。有幾頁,數字旁邊畫了圈,又劃掉。再往後,有一頁,折了角。他翻開——出入庫記錄,日期是1980年9月17日,比別的頁多了幾行字,用紅筆批過,字跡潦草:餘款不符,差額,已補。

  他抬起頭。

  「補的誰?」

  馬波沒說話。他坐回馬紮上,從兜里摸出煙,飛馬,白殼。點了一根,吸了一口,吐出來。煙在油布棚底下散開,慢。

  「你不知道?」

  「我知道你不會不知道。」任守義說,「我問的是,你為什麼不交上去。」

  「交上去?」馬波把菸灰彈在地上,「交給誰?1981年,我交過一次。去了紀檢——人家看了一眼,說,這個,我們管不了。我又去了市局,人家說,這個,不歸我們管。我拿著帳本,跑了一個月,沒人接。」

  他吸了一口煙。

  「後來,我明白了。不是沒人管。是有人不讓管。」

  任守義沒有說話。

  「你查了三個月。」馬波說,「你查到薛長貴的時候,有沒有查過——他死之前,去沒去過市局?」

  任守義的手指停了一下。

  「他去找過趙局長。」馬波說,「1980年10月,帳對了之後,他去找過趙局長。那會兒趙局長還是科長。他跟我說——帳對上了。他以為,對上了,就有人管了。」

  「後來呢?」

  「後來,」馬波掐了煙,「後來他就死了。」

  風停了。油布棚垂下來,不動。爐子上的搪瓷缸還在冒汽,白氣直直地往上走。

  任守義看著帳本。他看著那頁紅筆批過的字。他看著「餘款不符」四個字。他想起薛長貴的屍檢報告——機械廠倉庫,後腦擊傷,倒地後窒息。他想:一個人,如果知道帳對上了,會去倉庫幹什麼?

  「你什麼時候拿走的?」

  「他死的第二天夜裡。」馬波說,「我翻牆進去的。倉庫後窗,鎖是壞的。帳本在鐵櫃裡,鎖著。我撬了。我沒拿錢,我只拿了帳本。」

  「為什麼要拿?」

  「怕。」

  馬波說這個字的時候,聲音很輕,像怕驚動什麼。

  「我怕有人來拿。我怕他們拿走,燒了,就什麼都沒了。」

  他停了停。

  「我修了一輩子表。我知道一個道理——齒輪錯了,表就不走。你拆開,把錯的那一顆找出來,換掉,表就回來了。可你要是不拆,不找,它就一直錯著,走到哪兒,錯到哪兒。」

  他低下頭,看著玻璃櫃裡的那些表。

  「王本善的表,走停了。他死之前,來找我修過。他說,這表是他爸的。他爸死了,表就不走了。他說,馬師傅,你給看看,讓它走起來。我拆開——遊絲斷了。不是磨損斷的,是被人剪斷的。」

  他抬起頭,看著任守義。

  「一隻表,遊絲斷了,還能修。一個人,要是被人剪了弦——那就走不了了。」

  任守義坐在馬紮上,沒有動。他手裡還拿著帳本。紙頁泛黃,邊角卷了。他翻到最後一頁——空白。但最後一行字的下面,有一道壓痕。他看了一會兒,翻回來。

  「你剛才說,不是保命。」

  「不是。」

  「那是什麼?」

  馬波沒有立刻回答。他站起來,走到玻璃櫃前,打開櫃門,從最裡面取出一個東西——一塊表。不是新的。表殼有劃痕,錶帶是舊式鋼鏈,搭扣換過。他遞過來,放在任守義手裡。

  「你認認。」

  任守義低頭。錶盤是白面的,刻度是羅馬字,秒針細細的,走動著。

  「這是——」

  「錢守拙的。」馬波說,「他讓我修的。1980年,9月。他說,馬師傅,你修好它。我說,修好了,你來拿。他說,好。」

  他停了。

  「他沒來拿。」

  風又起來了。油布棚角掀了一下。爐子上的搪瓷缸,水開了,咕嘟一聲。馬波回到馬紮上坐下,看著那本帳。

  「我留著。」他說,「不是保命。是等一個人來拿。」

  任守義站著。風從橋洞底下鑽過來,帶著河水的腥氣。他看著馬波,馬波也看著他。馬波的眼睛很平,像是河底的石子,被水沖了十年,稜角都磨光了。

  「等誰?」任守義問。

  馬波看著他,看了很久。久到爐子上的水又靜下去。久到油布棚又掀了一下。

  「等你。」他說。

  任守義沒有說話。他站在攤前,一隻手插在褲兜里,另一隻手搭在車把上。車把上的橡膠套裂了一道口子,露出裡面的鐵。他低頭看了一眼那道口子,又抬起頭。

  「我不知道你會來,」馬波說,「但我知道,總會有人來。」

  任守義沒有接話。他想起趙局長的話——「流程要走」。流程走了,走了兩個月,走到臘月里。走到劉廣才的筆錄有第三份。走到一個翻牆進來的人,知道門是虛掩的。

  「你什麼時候,把帳本放起來的?」任守義問。

  「1981年。」

  「你那時候就知道,會有人來查?」

  「我不知道。」馬波說,聲音很平,像在說一件跟自己無關的事,「但我知道,帳埋在地底下,是死的。帳在鍾里,是活的。活的帳,總會有人來取。」

  「鍾里?」

  「嗯。鐘樓的大鐘里。我把它,放進鍾里了。」

  任守義看著他。風從河面上來,吹過橋欄,吹過攤子上的表,錶盤上的玻璃反了一下光。他忽然想起那個暴雨夜的電話。電話里的人不說話,只聽見背景里,兩聲鐘響——鐵皮鐘聲——啞,鈍——像敲在鐵皮上。

  「鐘樓的鐘,」任守義說,「我聽過它的聲音。」

  「嗯,」馬波說,「鐵皮的。敲起來,啞。」

  「1980年冬天,我也聽過。」任守義說,「那時候,我不記得了。」

  馬波看著他,沒有接話。風又過來。河面上有隻水鳥低低地掠過,翅膀擦著水面,又飛起來。任守義看著那隻鳥飛遠,然後他站起來。

  「鑰匙呢?」

  馬波低下頭。他坐在馬紮上,動作很慢。他先從圍裙左邊的兜里摸出一塊表——一隻修了一半的上海牌——看了一眼,又放回去。然後他摸右邊的兜。他的手在兜里停了一下。然後他摸出一把鑰匙。

  黃銅的。舊的。磨得發亮。鑰匙的齒口鈍了,柄上有一道很深的劃痕——像是被什麼東西刮過。他把它放在攤布上,推過來。

  「鐘樓側門,」他說,「你晚上去,別讓人看見。」

  任守義拿起鑰匙。鑰匙在他手心裡,沉甸甸的,溫熱的——像是揣了很久。他握了一下。鑰匙的齒口硌著他的掌心。他低頭看了一眼。那道劃痕很深,不像是不小心刮的,倒像是有人拿刀刻的。

  「你不上去?」任守義問。

  馬波坐在馬紮上,兩隻手放在膝蓋上,手指微微曲著。他看著河面。河水在下午的光里是灰的,不亮,也不暗。

  「我上去,」他說,「就沒人知道帳本是你取走的了。」

  任守義看著他。他看了一會兒。然後他把鑰匙收進內兜。鑰匙貼著胸口,涼了一下,又暖起來。

  「謝謝。」他說。

  他轉身,走了。他推著車,過鍾橋,往東堍去。他沒有回頭。他走了很遠,遠到鍾橋已經縮成一道灰影子,他才停下。他站在路邊,把手伸進內兜,摸了一下那把鑰匙。鑰匙還在,溫熱的。

  他鬆開車把,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掌上有一道淺淺的紅印,是鑰匙的齒口硴的。他把手放下,重新握上車把,繼續走。

  下午的太陽斜過來,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橫在灰白的路面上。

  馬波沒有動。他坐在馬紮上,看著河面。風把他的圍裙吹起來一角,又落下去。他看著河面上那隻水鳥又飛回來,落在橋墩下,縮著脖子,不動了。

  他坐了很久。太陽從頭頂偏過去,斜到西邊。橋上的影子慢慢地拉長了。他站起來,開始收攤。

  表一塊一塊數過。上海牌,七塊。梅花牌,三塊。鑽石牌,兩塊。他數得很慢,每數一塊,就拿布擦一下錶盤,然後放進鐵皮工具箱。箱子底上鋪了一層絨布,絨布已經磨薄了,露出下面的鐵皮。

  他鎖上箱子。銅鎖,咔噠。他拎起箱子,又放下。他走到爐子邊,把搪瓷缸里的水倒掉。水潑在灰地上,冒起一小團白氣,又散了。他把搪瓷缸倒扣在爐子上,壓了一塊石頭。

  他鎖上攤子的鐵皮櫃。鐵鎖,咔噠。他站在攤前,看了一遍。油布棚收攏了,繩子系好。攤布疊好,壓在柜子頂上。馬扎倒扣在柜子邊。他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第三把鎖。攤子的捲簾門拉下來,鎖上。咔噠。

  他拎起工具箱,過鍾橋,往西堍走。橋面上的石板被自行車輪子磨出一道一道的痕跡,他的鞋底踩在上面,發出沙沙的聲音。他走到橋中間,停了一下。他往東邊看了一眼——河岸邊的路空著,沒有自行車,沒有人。

  他繼續走。

  老屋的門是木頭的,門軸澀了,推開時吱呀一聲。他側身進去,把門關上。屋子裡暗。他沒有開燈。他站在門口,等眼睛適應。

  鍾在走。七隻鍾,掛在三面牆上。走秒的聲音不一樣——有的脆,有的悶,有的帶著一點摩擦的沙沙聲。它們各走各的,誰也不等誰。嗒,嗒,嗒。

  他走到牆邊,把七隻鍾看了一遍。他沒有碰它們。他只看。第一隻,上海牌,1980年修好的。第二隻,三五牌,1981年修的,換過一根發條。第三隻,北極星牌,1982年,有人拿來的時候鐘擺是斷的,他接上去的。第四隻,紅梅牌,1983年……他一隻一隻看過去。它們都走著。指針都在走。它們走得不一樣,但都在走。

  他回到桌邊,坐下。他把工具箱放在桌上,打開。他沒有開燈。窗外的光從窗簾縫隙里漏進來,落在工具箱裡的絨布上。他伸手進去,在最底層摸了一下。他的手指碰到一個硬硬的邊角。他抽出來。

  一張舊照片。黑白。邊角發黃,折了一道痕,但壓得平。照片上是鐘樓——1980年的鐘樓。樓體比現在乾淨,牆皮沒有脫落。鐘樓的門開著,門口站著一個人,看不清臉——那人穿著灰衣服,側著身,像是正要進門。

  他看了一會兒。他的手指在照片上停了一下,在那道摺痕上摸過去——摺痕已經磨得光滑了,像是被摸過很多很多次。

  他放回去。他把工具箱鎖上。銅鎖,咔噠。他站起來,走到牆邊,把窗簾拉嚴實。屋子裡更暗了。他走到床邊,坐下。他沒有脫衣服。他躺下去。

  屋裡黑了。七隻鍾還在走。嗒,嗒,嗒。它們各走各的。他躺在床上,睜著眼睛。黑暗裡,他摸了摸胸口。隔著衣服,摸到那個位置——鑰匙原來揣著的地方。現在空了。

  鑰匙,給他了。帳,在鍾里。他今天夜裡,會去取。取走了,帳本就交出去了。他等的那個人,來了。他等了十年。

  他閉上眼。他什麼也沒說。

  鍾還在走。嗒,嗒,嗒。有的脆,有的悶,有的帶著一點摩擦的沙沙聲。它們各走各的,誰也不等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