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場紅館演唱會的喧囂與狂熱，已經從鄭輝的生活中褪去。
舞台上那個光芒萬丈的巨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在錄音棚和朋友圈之靜穿梭的小青年。
演唱會結束後的大部分時間，鄭輝都泡在環球唱片為他保留的錄音棚里，為他下一張計劃進軍歐美的英文專輯進行著編曲和錄音工作。
剩下的閒暇，則幾乎都消磨在了張國榮和梅艷芳的牌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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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無奈之舉，最近鄭輝在港城的風頭實在太盛，狗仔將他的行蹤盯很死，恨不一天二十四小時拿著長槍短炮蹲守。
為了避嫌，也為了保護這段關係，他和王菲默契地斷了所有私下單獨見面的念頭。於是，張國榮和梅艷芳家裡的聚會，便成了兩人唯一見面的機會。
只有借著老友們開派對、攢牌局的由頭，他們才能名正言順地聚一聚。
張國榮和梅艷芳是鐵打的牌搭子，時常會叫上朋友在家裡開幾桌。鄭輝的出現，一開始給這個小圈子帶來了些新鮮的樂子。
然而，這份樂子很快就變了味。
鄭輝的大腦，記憶力和邏輯推演能力已經非人類。
無論是需要算牌的鋤大地，抑或是講究心理博弈的麻將，他只需要看上幾圈，就能將牌桌上的局勢摸一清二楚。
到最後，牌局的結局總是相似——無論過程如何跌宕起伏，最終的贏家，永遠是鄭輝。 幾次三番下來，張國榮第一個拍案而起，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宣布，從此以後，有鄭輝的牌局，他堅決不上桌。
梅艷芳也跟著起鬨，說帶他玩簡直是送財給他，必須堅決抵制。
於是，鄭輝被眾人排擠出了牌桌。
他對此毫不在意，樂清閒。眾人打牌時，他便在一旁悠哉地給大家煮水、泡茶，或者去廚房洗些水果切好端出來。
期間，鄭輝很自然的坐在王菲身後，看她出了幾張牌，鄭輝偷偷支了兩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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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菲捏著牌，表面上嗔怪道：「觀棋不語真君子，打牌也一樣，你別說話擾亂我思路。」
可私底下，她在桌子下方空出的手卻悄悄拽了拽鄭輝的衣服，暗示他繼續。
鄭輝表面上乖乖閉了嘴，暗地裡卻和王菲打起了配合。遇到關鍵牌局，他便用指節在王菲的背上輕輕敲兩下，以此來給她傳遞留牌或出牌的信號。
有了鄭輝這個軍師，王菲如有神助，接連贏了好幾把。
牌桌對面的張國榮連輸幾局後，眼神開始在兩人之間來回掃視。沒過多久，他就發現了鄭輝的動作與王菲出牌之間的規律。
「好啊你們兩個！」張國榮把手裡的牌往桌上一扣，指著鄭輝笑罵道：「我說阿菲今天怎麼大殺四方，原來背後藏著人打暗號呢！你這心偏都沒邊了。 阿輝，趕緊的，搬個椅子坐到我這邊來，離阿菲三尺遠，不許再給她通風報信！」
被當場抓包，王菲清冷的眸子裡閃過一絲侷促，嘴角卻忍不住微微上揚。
鄭輝無奈地攤了攤手，順從地將椅子挪到了張國榮身邊。
在場的梅艷芳等人看著這兩人之間那種小動作里藏不住的親昵，明眼人一看便知關係早已非同尋常，但這群人誰也沒有去點破這層窗戶紙。
當鄭輝在香港享受著這夾雜著工作與曖昧的悠閒時光時，海峽對岸的台灣，一場風暴，正在成型。
一月初，環球唱片台灣分公司正式對外宣布，鄭輝將於二月份在台北舉辦個人演唱會。
消息一出，整個台灣的演出市場都為之一震。
演唱會的檔期安排在二月十二日到二月十五日，連開四場。
二月五日是農曆春節，這個時間點，正好卡在學生們寒假的末尾，狂歡的熱情尚未散去，手裡還攥著大把的壓歲錢；
而對於上班族來說，剛剛開工一周，心思還沒完全收回到工作上，正處於節後綜合症的空虛期，迫切需要一場娛樂活動來延續假期的快樂。
更絕的是，二月十四日，情人節，被完美地包裹在這四天的演唱會日程之中。
+ ： 憑藉著鄭輝在香港紅館連開十六場的威名，這個被黃金檔期沒有人出來與他爭搶。
環球唱片台灣分公司對於這次演唱會的規劃，是利用鄭輝的號召力，進行一次環島巡演，在台南、台中、高雄等主要城市各開兩場。
最後在台灣經濟政治中心台北也開兩場，力求將商業價值最大化，讓全台灣的歌迷都能在家門口看到鄭輝。
然而，這份看起來堪稱完美的計劃書，在遞交到鄭輝手上後，被毫不留情地駁回了。
鄭輝的理由簡單而粗暴：太折騰，太麻煩。
他懶帶著樂隊和舞美團隊在幾個城市之間來回奔波，更不想將時間浪費在轉場的交通和新場館的調試上。
在他看來，台灣就那麼大，城市之間的交通便利，哪怕是從最南端的高雄坐車到台北，也不過是半天的時間。只要演唱會的內容足夠精彩，根本不愁外縣市的歌迷不來。
「所有場次，全部放在台北體育場。要麼不開，要麼就在最好的場館，開最大的場。」
這是鄭輝的原話。
面對如此要求，環球唱片的高層雖然覺有些可惜，但也只能無奈同意。如今的鄭輝，已經有了話語權和議價能力。
於是，計劃變更，四場演唱會全部落地於能容納近五萬人的台北體育場。
這裡是台灣演唱會的聖地，就在去年，天后張惠妹剛剛在這裡完成了壯舉，成為了首位在此開唱並坐滿全場的台灣本土歌手。 儘管有香港十六場的成功案例在前，但環球檯灣的市場部對於一個剛出道一年多的新人能否填滿五萬人的體育場，心裡還是有些打鼓。
香港紅館畢竟只有一萬兩千個座位，五萬人的場子，那是另一個維度的考驗。
出於穩妥起見，他們制定了一個相對保守的售票策略：二月十二日的首場演唱會，全場開放售票，但只放出四萬五千張門票，預留了五千個座位的緩衝空間；
而後續的三天，則全部按照半開場的模式，每場只開放兩萬五千個座位。
他們覺，首場能坐滿，後續能賣掉半場，就已經算是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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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們嚴重低估了鄭輝在1999年一整年裡，對台灣這片土地造成的精神污染有多麼嚴重。
一月中旬的某個周一上午十點，售票系統正式開啟。
在那個網際網路尚不發達的年代，售票的主要方式，依舊是依靠最原始的電話熱線和遍布全台灣的實體售票點，比如年代售票系統在各大城市的終端，以及一些大型連鎖唱片行的櫃檯。
上午十點整，票務對接的部門電話，瞬間就被潮水般湧入的訂票諮詢打爆，幾十條線路在頃刻間全部占滿，外面的人無論如何也打不進來，只能聽到永無止境的忙音。
而在台北西門町、台中一中街、高雄新崛江的各大售票點門外，從清晨就開始排起的長龍，在開售的一瞬間爆發出了驚人的購買力。
無數年輕人、中年人，甚至還有穿著校服的學生，揮舞著鈔票，焦急地向前擁擠。 「我要四張！十二號的！隨便什麼位置都行！」
「給我兩張十四號的！情人節要帶女朋友去看！」
「後面的還有票嗎？賣完了？那十三號的呢？也沒有了？！」
僅僅一個小時，環球唱片市場部的總監就接到了來自票務公司的緊急電話：「李總監，首場的四萬五千張票，已經全部售罄了！」
市場總監愣住了，一個小時？四萬五千張？這是什麼速度？
還沒等他從震驚中回過神來，電話一個接一個地打進來。
「總監！十三號的兩萬五千張也空了！」
「總監！十四號情人節專場沒了！」
「總監！最後一場也賣光了！」
一周？根本沒有撐到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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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售票開啟的兩天之內，原計劃售賣的十二萬張門票，被歌迷瞬間清掃一空。 票務公司的後台系統里，等待候補購票的申請人數，已經超過了二十萬。
各大網絡論壇和bb上，哀鴻遍野，全都是沒有搶到票的歌迷在哀嚎和高價求購。
環球唱片台灣分公司的所有人都懵了，他們像是第一次認識鄭輝一樣，呆呆地看著那恐怖的銷售數據，一時間竟不知道是該狂喜還是該檢討自己的保守。
「開！後面三場全部加開到全場！另外，立刻聯繫體育場方面，把所有能加的座位，邊邊角角的視覺遮擋區，只要能擺下凳子的地方，全部給我加上去！」
市場總監紅著眼睛，對著下屬大吼。
命令被火速執行，後面三場立刻增加了兩萬個座位，並且在原有的基礎上，又擠出了近萬個加座。
總計近七萬五千張門票，在重新開啟售票後的一天內，再次被一搶而空。
供不應求！市場依然處在饑渴狀態！黃牛票的價格已經炒到了天上，一張原價三千台幣的內場票，在網路上被喊到了一萬五，而且還是有價無市。
遠在香港的鄭東漢，在接到台灣分公司的匯報後，也是被這個數字驚半天說不出話。他立刻撥通了鄭輝的電話。
「輝仔，台灣那邊瘋了。十九萬張票，五天之內全賣光。
台北體育場那邊剛剛跟我溝通，他們最多還能再給你擠出三天檔期，就在十五號後面。你接不接？」
「接。」鄭輝當然不差這三天時間，送上門的錢，沒有不要的道理。 「好！」
鄭東漢掛斷電話，立刻指示台灣方面宣布加場。
消息一出，之前沒搶到票的歌迷們欣喜若狂。又是十四萬張門票投入市場，結果毫無懸念——售罄！
七場！台北體育場連開七場！總計三十三萬張門票！
環球唱片的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種痛並快樂著的情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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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是公司即將迎來一筆天文數字的營收，痛苦的是，誰能想到一個剛出道一年多的人，能有如此恐怖的票房號召力？早知道再多申請幾天。
紅館十六場的跡，大家雖然見識過，但那畢竟是一萬人的場子。
而台灣這次，是五萬人的體育場，並且是連續七場。
這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商業成功案例，這是一個值整個行業深入研究的社會現象。
台灣《中國時報》，作為島內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之一，從香港紅館連開十六場的新聞爆出後，就已經成立了專項小組，開始對鄭輝進行調查。
而當一月上旬，台北演唱會七場門票全部售罄的消息傳來，這份調查的力度被再次加大。 一月二十日，在經過了長達一個多月的資料搜集、市場調研和數據分析後，《中國時報》的文化版。
用兩個版面的篇幅，刊登了一篇名為《解構鄭輝：一個你我共同造就的時代神話》的深度報導。
這篇報導，第一次全面地向整個華語社會揭示了鄭輝那數據背後，所隱藏的真相。
報導的開篇就指出：把鄭輝僅僅當作一個普通的當紅歌星來看待，是完全錯誤的。
報紙用數據給出了答案。
「根據我們的調查，鄭輝自1998年11月簽約寶麗金（環球唱片前身）並發行第一張專輯《倔強》開始，截至今日，其三張專輯在港澳台及東南亞地區的總銷量，已經達到了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數字。」
「第一張專輯《倔強》，總銷量已超過八十萬張。」
「第二張專輯《浮生》，總銷量已超過一百七十萬張。」
「而於去年五月發行的第三張專輯《半生》，這張被譽為『寫盡凡人半生』的神專，截至目前，其累計銷量，已經達到了六百五十多萬張！」
這組數字被用黑體加粗的字體印在版面上，給所有看到這份報紙的人帶來了視覺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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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接下來，報導將焦點對準了台灣本土市場。 「這三張專輯，在台灣地區，則賣出了總計近四百萬張的驚人成績。
而根據fp台灣分會公布的官方數據，1999年，台灣全年唱片市場的總銷量是三千四百七十四萬張。」
「這意味著什麼？」
報導用一個餅狀圖進行了說明：「這意味著，在剛剛過去的一整年裡，鄭輝一個人，就占據了全台灣年度唱片市場百分之十一以上的份額！」
「整個1999年，全台灣的聽眾，幾乎都處在被鄭輝的歌曲洗腦的狀態。
他的三張專輯，幾乎首首都是傳唱度很高的主打歌級別。
從激勵人心的《倔強》、《我相信》，到唱盡愛恨的《十年》、《紅玫瑰》，再到直擊靈魂的《父親》、《像我這樣的人》…他的歌，無孔不入地滲透到了這座島嶼的每一個角落。」
報社的調查小組還走上街頭，進行了隨機採訪。
無論是在學校門口攔下的高中生，還是在街邊等客的計程車司機；
無論是在寫字樓里工作的白領麗人，還是在夜市擺攤的中年攤主；
無論男女老少，隨便問一個人，幾乎都能哼唱出幾句鄭輝的歌。
「在這種全民級的傳唱度和國民度的加持下，我們再回頭看那三十三萬張演唱會門票，還會覺多嗎？」 報導的最後給出了結論：「不，一點都不多。甚至可以說，這個數字還是太少了。
以鄭輝目前在台灣的影響力，別說加開三場，就算再加開三場，市場也依舊會處在供不應求的狀態。」
報導進一步分析，華語樂壇並非沒有歌手在一年內發行三張唱片，但他們的銷量無法與鄭輝相提並論。
最關鍵的是，他們的歌曲流行度，也遠遠達不到鄭輝這種首首金曲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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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此刻的鄭輝，已經可以被定義為華語樂壇n.1的歌手，沒有任何人，可以此時在商業號召力上與他相提並論。
這篇報導在整個華語社會引發了劇烈的震動。一時間，從香港到台灣，從新加坡到內地：「鄭輝現象」成為了所有媒體、樂評人乃至社會學家熱烈討論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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