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揮官，捷列克州北部三個鄉的農會已經初步建立，」阿列謝克遞上最新工作簡報，「但斯塔夫羅波爾的牧區群眾還在觀望...」
林恩接過檔案仔細審閱，眉頭不自覺地皺起。
這些草原牧民世代沿襲遊牧生活方式，與高加索山區定居農民的生產模式存在根本性差異。
但很快，他的表情又舒展開來，顯然已有了對策。
「立即抽調熟悉遊牧文化的幹部，組建專門的牧區工作隊。
可以組織運輸隊攜帶日用品與牧民進行物資交換，收購他們的畜牧產品，同時傳授現代化牧草種植技術。
更重要的是——必須加快修建公路和鐵路幹線，徹底打通這片草原的交通命脈。
要確保牧區供銷社能夠穩定供應各類日常物資，讓牧民們真切感受到生活條件的改善。」
斯塔夫羅波爾州大部分是草原地形，這裡畜牧業發達，本地人多以遊牧為生。
雖然放牧的牧民和種地的農民生產方式迥異，但改善民生的道理卻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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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當牧民們切身體會到生活水平的提升，才會真心實意地擁護新政權。
林恩對斯塔夫羅波爾州牧區工作的重視程度，同樣延伸到了其他新占領地區的農村基層建設。
因為這裡的情況和他老家有很大的不同。
在這裡，並不是傳統的鄉村宗族統治模式，而是特殊的村社制度。
這是一種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農村組織形式，既不同於西歐的莊園經濟，也迥異於東方傳統的宗族社會。
村社制度下的農民雖然形式上擁有土地共有權，但實際上仍受制於複雜的傳統習慣和集體決策機制。
簡單的來說，就是每過一段時間，全村就會重新分配土地，每家土地多少按照家裡人口來計算。
看似公平合理，但實際上，這種制度下隱藏著複雜的權力關係和剝削機制。
貧農們往往誤以為自己耕種的土地就是屬於自己的財產，卻不知這只是制度給他們造成的錯覺。
在集體決策過程中，村長和富農們牢牢掌控著土地分配權。
肥沃的土地總是被他們優先分配給自己或親近的人，而貧農們只能分到貧瘠的邊角地。
這些劣質土地產出的糧食往往連基本溫飽都難以維持，迫使貧農們不得不接受富農的僱傭，成為他們的僱工。
更可悲的是，貧農們為了維持生計，還不得不主動向富農借貸，購買他們提供的化肥和良種。
於是這種情況就形成了一個惡性迴圈。
村社中的貧農們越是努力耕作，就越是深陷債務泥潭，自己死後債務傳給兒子，兒子死後傳給孫子，世世代代都是別人家的牛馬。
而富農們則透過控制生產資料和借貸關係，不斷鞏固自己的優勢地位。
這種隱形的剝削機制，遠比直接的壓迫更加難以察覺和打破。
它實質上形成了一種新型的農奴制度，只不過用經濟枷鎖取代了傳統的身份束縛。
與林恩老家那種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宗族社會不同，這裡的群眾工作需要格外審慎。
任何冒進的改革措施都可能適得其反，讓本就飽受剝削的貧農誤以為新政權是要來奪取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
因此，必須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既要揭露村社制度下的殘酷剝削本質，又要讓貧農們切實感受到生活改善，才能贏得他們的真心擁護。
高爾加索方面軍雖然以壓倒性的軍事力量控制了新占領的庫班、捷列克和斯塔夫羅波爾三州。
表面上看似沒有遇到大規模反抗，當地民眾似乎平靜的接受了新的統治政權。
但林恩深知，這種單純依靠武力威懾建立的統治體系，既無法充分釋放地區的生產潛力，也缺乏長期穩定的根基。
而單靠宣傳口號也同樣難以贏得民心。
這就和毛子的十月革命一樣。
布黨採取「城市中心論」的奪權策略，透過控制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等中心城市的上層建築，就以為能夠實現對全國的統治。
當他們推翻沙皇政權、鎮壓大貴族後，僅憑几封通電就宣稱掌握了全國政權，各地看似都預設了這一事實。
但廣大農村地區實際上都處於政治真空狀態。
歷史證明，布黨當時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他們機械的照搬老馬「只有工業無產階級才能領導革命」的理論，將其奉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完全無視了俄國作為農業國的基本國情。
布黨將全部革命資源都集中投入到僅占人口15%的城市工人階級身上。
而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群體採取了近乎漠視的態度。
他們始終以工人階級為核心，農民則是「不可靠的同盟者」。
奪取政權後的六年裡，整個俄羅斯大地陷入了一場血腥的「全俄吃雞大賽」。
白軍、紅軍、綠軍、民族分離勢力等各方力量為爭奪統治權展開了慘烈的廝殺。
儘管布黨最終取得了勝利，但付出的代價極其沉重——整個國家幾乎化為廢墟，數百萬人喪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
而在這幾年裡，列寧其實也意識到了老馬早期革命理論存在的嚴重滯後性。
那種教條式照搬老馬的理論、忽視俄國農業國情的做法已經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
為此，他及時反思並調整策略，推行新經濟政策，試圖修復與農民的關係。
然而布黨多數人卻仍固守教條，竟將這種調整視為「工人階級暫時對農民的妥協」。
隨著列寧的逝世，布黨失去了最後的權威仲裁者。
黨內各派系陷入激烈的路線之爭，列寧晚年強調的「維護工農聯盟」的重要思想被完全拋諸腦後。
而忽視農村群體的隱患卻是一直都在爆發。
在整個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期，全國各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反抗浪潮從未間斷。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那些本應屬於革命同盟軍的貧苦農民。
僅僅因為生計所迫需要向富農借貸或受僱於富農，就被布黨武斷的判定為「革命立場不堅定」。
這種脫離實際簡單粗暴的階級劃分，將大量本可爭取的農民群體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
直到烏克蘭大饑荒這場人間慘劇發生後，透過極端手段才最終實現了農村地區的「穩定」。
有了毛子的前車之鑑，現在的林恩可是一點都不敢忽視農村地區的基層建設工作。
他可不想來等以後又來一場「全露吃雞大賽」。
儘管新占領三州總面積一百三十萬平方公里，總人口超過二千五百萬，擁有極其豐富的潛在兵源。
但即便面對高加索方面軍擴編的迫切需求，林恩依然下達了嚴格的禁令——絕不在新占領區實施徵兵政策。
他也沒有從人口相對匱乏的高爾加索地區徵召青壯入伍，而是堅持從後方穩固的切爾尼基輔與薩爾斯地區調集兵源。
一是因為後方地區的民兵隊伍經過長達四年的系統化訓練，參與了多次榕樹空間實戰演練，其戰鬥素養和紀律性都達到了正規軍標準。
這些訓練有素的民兵可以直接編入作戰部隊，無需再進行基礎訓練。
其次，新占領區的群眾基礎尚不穩固。
如果冒然實施徵兵政策，很容易被當地民眾誤解為「抓壯丁」的強制徵召行為，這將嚴重損害新生政權在群眾中的形象。
林恩深知，在這種敏感時期，任何操之過急的政策都可能會引發難以預料的社會反彈。
更重要的是，在農村地區，青壯年勞動力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
如果大量徵召這些勞動力入伍，不僅會影響農業生產，更會造成無數家庭陷入經濟困境。
現在，新占領的三州與他老家那種軍民魚水情的深厚基礎相比，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