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知意走後的第三天,蔣亦安去了那棟公寓。
不是特意去的。是下班以後開著車,等紅燈的時候走了一下神,等反應過來,已經開到了那條路上。他沒有掉頭,把車停在門口,熄了火,在車裡坐了一會兒。
院子裡的枇杷樹還沒開花,光禿禿的枝丫伸向灰白色的天空。落葉沒有人掃,積了薄薄一層。
他下車走到門口,從口袋裡摸出鑰匙。他沒換過鎖,她也沒有。鑰匙插進去,擰了一下,門開了。
玄關的燈沒有開。阿姨每周來打掃一次,家裡不髒,但那種沒人住過的味道很重,是門窗緊閉太久、空氣不流通的那種悶。他換了鞋走進去。客廳里的沙發上鋪著防塵布,他掀開一角坐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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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几上什麼都沒有。以前這裡放著一個相框,是他們的結婚照。他取下來以後,阿姨把相框收進了儲物間,茶几就一直空著。
他坐了一會兒,站起來上樓。主臥的門開著。床上的被子還是鋪著的,枕頭並排。床頭柜上那盞檯燈,她走的時候沒有帶走,阿姨擦得乾乾淨淨,插頭還插在牆上。他走過去按了一下開關,燈亮了。
暖黃色的光照在空蕩蕩的床頭柜上,照出木紋上一圈淺淺的水漬。他不記得那是什麼時候留下的。
他關了燈,走進衣帽間。她的那半邊空著,衣架整齊地掛著,像一排沒有字的目錄。
屬於他的那半邊掛著他沒有帶走的一些舊衣服,西裝、襯衫、大衣,整整齊齊的,但很久沒穿過了,帶著樟腦丸的味道。
他伸手摸了摸其中一件襯衫的袖子。布料是涼的,硬的,沒有體溫。他收回了手,走出衣帽間。
在走廊里他停了一下,看著牆上那塊顏色不一樣的印記。
結婚照取下來以後,那片牆的顏色比周圍深了一個色號,像一個正方形的傷疤,四年了都沒有褪均勻。
他下樓,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了一會兒,然後起身把防塵布重新蓋好,走到玄關換鞋。彎腰的時候忽然看見鞋櫃最下面那一層,塞著一樣東西。
他蹲下來,抽出來看。
是一個透明的文件袋,裡面裝著幾份文件。封面上貼著一張便利貼,是沈知意的字跡:「忘記寄了。請阿姨幫忙處理。」最下面有一行小字:「謝謝。」
他打開文件袋,抽出來一看。是那幾份他當年簽好字、她卻一直沒簽的資產劃轉協議。她沒有簽。
四年了,她一直沒簽。她把文件袋留在了鞋櫃最裡面,不是寄回來,是留在這裡。好像不知道怎麼處理,不想帶走,也不想去管。就那麼放著,放了四年。
便利貼上寫的「忘記寄了」——是真的忘記,還是不知道寄給誰?寄給他,他不要。寄給別人,她的東西不能給別人。所以就放在這裡了,放在她曾經生活過的地方,放在她不會再回來的地方。讓時間替她處理。讓灰塵替她掩埋。
蔣亦安拿著那張便利貼,看了很久。她的字還是那樣,乾淨,利落,一筆一划沒有多餘的情緒。「謝謝」——謝謝什麼?謝謝阿姨幫她處理這些她不想再面對的東西?還是謝謝他放手讓她走?還是謝謝蔣家四年前幫她出國的那份恩情?他不知道。
他把便利貼貼回文件袋上,把文件袋放回鞋櫃最下層。沒有簽,沒有扔,沒有帶走。那是她的東西,她怎麼處理是她的自由。他不能替她做決定。
站起來,換了鞋,拉開門。
外面的天已經快黑了。深冬的傍晚天黑得早,五點剛過,路燈就亮了。他站在門口,回頭看了一眼屋裡。玄關的燈還亮著——他忘了關,但沒有再去關。他關上門,上了車。
發動引擎之前他看了一眼手機。沒有任何新消息。
他把手機放到副駕駛座位上,開車離開。後視鏡里,那棟別墅越來越小,最後變成一個點,消失在灰藍色的暮色里。他沒有再回頭。
晚上,蔣西行來他的公寓。
不是偶然,是他讓阿姨送了飯過來,阿姨說蔣總一晚上沒吃東西。蔣西行敲開門的時候,蔣亦安穿著昨天的襯衫,坐在沙發上,茶几上放著一杯水,沒喝,涼了。
「吃飯。」蔣西行把保溫袋放在茶几上,取出飯盒,揭開蓋子。
蔣亦安看了一眼,沒有動。
蔣西行在對面坐下來,看著他。兩個人沉默了很久,久到飯盒裡的熱氣全部散盡。
「她又走了。」蔣亦安說。
不是問句,是陳述句。聲音很平,像在說一件已經發生過很多次的事情。
「還會回來的。」蔣西行說。
「不會了。」蔣亦安看著茶几上那杯涼水,「恩情還完了,她不會再回來了。」
蔣西行想說什麼,張了張嘴,又閉上了。現在說什麼都沒有用。說「你去找她」,他不會去。說「放下」,他放不下。說「她會回來的」,他不信。
蔣西行最後只是站起身,拍了拍弟弟的肩膀。
「飯在桌上。多少吃一點。」
門關上了。
蔣亦安坐在沙發上,沒有動。茶几上的飯盒開著口,裡面的菜已經涼透了。他看了一眼,沒有伸手。不是不想吃,是咽不下去。那道從四年前就堵在喉嚨口的東西,一直沒有化開過。時間沒有把它沖走,只是把它變得更硬了。
他拿起那杯涼水,喝了一口。水是涼的,順著喉嚨滑下去,像什麼都沒流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