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馬仔被關進戒毒區的獨立小房間。
每當他清醒過來，就會拼命地推翻自己的口供，聲嘶力竭地大喊自己是冤枉的。
廢馬仔堅稱自己只是搶劫，並沒有殺人。他強烈要求修改認罪書，還向律師訴說自己在被審訊時的種種遭遇。
警方這邊依然認為廢馬仔就是兇手，他之所以想改口，因為殺人是死罪。
廢馬仔的辯護律師一直默默地關注著案件的發展。
在法庭上，律師指出了案件中的諸多疑點。
「法官閣下，我的當事人堅決不承認謀殺罪。
我的當事人承認，在12 月9 日凌晨兩點半，他見過鄭麗麗，是在湖邊棧道。
我當事人看見鄭麗麗正坐在長椅上，一旁放著她的H牌手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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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事人快步走過去，搶走手拎包。
鄭麗麗反抗，抓破我當事人的手，並且大叫，我當事人拿出一把匕首嚇唬鄭麗麗。
鄭麗麗停止反抗，我當事人離開現場。」
接著，律師手持一份關鍵性證明，這是一家夜宵大排檔老闆的口供。
夜宵店位於廢馬仔家附近，老闆認識廢馬仔，他能夠作證在凌晨三點十五左右，廢馬仔騎自行車來這裡吃宵夜。
從江濱棧道到廢馬仔家，他是騎車回去的，用時四十分鐘。
律師接著說：
「根據警察勘察案發現場，確認鄭麗麗第一遇害點並不是死在湖邊棧道，而是在位於其200 米外的一個小樹林。
死亡時間為3 點到4 點之間，這比我當事人遇到鄭麗麗推遲了半個小時，我當事人不可能在3 點殺死鄭麗麗。
而後來我當事人之所以給了認罪書，是在其毒癮發作，神志不清醒狀態下，在審訊人員的暗示中，寫下的認罪書。
試想一下，我當事人若是要殺死鄭麗麗，他可以使用隨身攜帶的水果刀。
而根據警方驗證，殺死鄭麗麗的兇器，為小樹林找到的一塊石頭。
在小樹林這個案發現場，警方並未發現我當事人接觸兇器的指紋、毛髮、鞋印，沒有任何能證明我當事人出現在第一案發現場的證據。
疑罪從無，基於以上，我當事人承認犯下搶劫罪，但不承認犯下謀殺罪。」
律師說完，法庭經過慎重的審議，最終接納了律師的觀點。
認為警方在審訊過程中存在明顯的失誤，同時案件缺乏定罪證據，事實尚存疑點，將這宗案件發回重審。
警方得知這一結果後，感覺沮喪。
而在這沮喪的背後，分歧也就產生了——
假設廢馬仔並不是兇手，廢馬仔在2 點半搶劫完拿到H牌手拎包之後離開。
鄭麗麗當時在湖邊棧道，又待了半個小時，然後準備開車回去。
走過200 米，到了階梯上，遇到藏在綠化樹林的真正兇手。
真正兇手將她拖到小樹林殺死，而後再拖回棧道拋入湖中。
那這個兇手的目的是什麼呢？劫財，還是報復？！
一些警員認為：「這就是一起劫財案，鄭麗麗在湖邊不幸再次遇到了一個藏在樹林裡的新劫匪，那人求財不得，憤怒殺人。」
而另一些警員則持有不同的看法：「不對，我覺得這起案件應該是報復殺人。」
鄭麗麗的人際關係極為複雜，身邊圍繞著一群狐朋狗友。
她本人又是一個任性驕縱的大小姐，平日裡囂張跋扈，肯定在不知不覺中得罪了不少人。
說不定，就是這些人當中的某一個，對她下了毒手。
還有警員提出：「雖然孫明楓和明慧美有不在場證明，但他們完全有可能買兇殺人，這種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當然，也有警員固執地堅持：「我還是覺得廢馬仔就是兇手，這種癮君子滿嘴跑火車，狡猾得很，他就是故意謊稱改變了作案地點。」
一個警員說：「不對吧，夜宵店老闆，證明了廢馬仔在三點多去吃宵夜的。」
另一個警員說：「當時天氣那麼冷，屍體泡在水裡，屍檢不一定精確。」
比如，他就是在2 點50 左右，在小樹林等待鄭麗麗的，然後將她拖到小樹林拿石頭殺死。
之後處理完小樹林裡自己的痕跡，將昏迷的鄭麗麗拖到湖邊棧道拋入湖中，帶著H牌手拎包逃走。
他不一定騎車，他可以把車放到計程車上，再縮短時間。
一個警員聽完愣了一下，「這動機太奇特了吧，搶包就搶包，求財為什麼要殺死呢？！不合理啊。」
推理此觀點的警員還在辯論：「有什麼不合理，這傢伙是慣犯，無惡不作，他不是和鄭麗麗搏鬥了嗎？鄭麗麗肯定看見他的臉了啊。」
「廢馬仔不是說他戴口罩了嗎？」
「他的話你也能信啊！」
這宗案件在每一位警察的心中都有著各自不同的推斷，同時隊長和副隊長的思路也存在著巨大的分歧，無法統一。
這就讓查案朝著多方向各自進行，有人查新劫匪、新可疑人，有人查熟人作案、報復的動機。
就這樣越查，這個網就越來越大，嫌疑人也越來越多。
但那已經過去好幾個月了，無法得到有效的不在場證明，也無法證明，哪一個嫌疑人就確切與案件有關的證據。
再說那廢馬仔，雖然謀殺罪名不成立，但是搶劫罪名成立。
他搶了一個價值二十萬的H牌手拎包，賣了幾千元，金額重大，判處10 年有期徒刑。
十年的光陰轉瞬即逝，廢馬仔刑滿出獄。
又過了十四年，這起案件依然沒有偵破，成為了一宗困擾著所有警方「誰是兇手」的謎案。
卷宗靜靜地躺在檔案庫中，等待著有一天能夠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