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現在還記得那天。
第一次見到鍾佩君的時候，他站在她面前，覺得自己像是站在一面鏡子前面，照出來的全是自己的寒酸。她穿著一件淺藍色的旗袍，頭髮鬆鬆地挽著，站在一群學生中間，像一株亭亭玉立的白玉蘭。她身上的那種從容、那種底氣，像是從小就在蜜糖罐里泡大的，什麼風雨都沒經歷過。
他站在那裡，看著她跟別人說話，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陳枝容的意思。
那個晚上回家之後，他在自己房間裡坐了很久。他看著窗外旺角的街景，那些灰撲撲的屋頂、擁擠的巷弄、晾在竹竿上的舊衣服，鄰居吵架的聲音。他第一次覺得這些景象如此刺眼。
他開始主動接近鍾佩君，以各種方式。
一開始只是想靠近她更近一點，但後來，他是真的被她吸引了。她太美好了，像一塊沒有一絲雜質的玉。她不嫌他出身低，不嫌他家裡只有兩間雜貨鋪，她願意跟他說話，願意對他笑，願意在他遇到不懂的事時耐心低解釋給他聽。
他開始真的喜歡上她，那種喜歡帶著一種近乎虔誠的仰望。
每次看到她毫無防備地對他笑，他心裡就有一塊地方在往下沉，那是一種混合著羞愧和貪戀的感覺。他既想靠近她，又想逃離她，因為她越美好，就越襯得他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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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過要放棄，每一次從她那裡回來，他都跟自己說，算了吧，你不配。但過不了幾天他又會去，像是有一根繩子在拽著他。
1941年，香港淪陷。
那是他唯一的機會。
鍾佩君被困在香港，無法回到馬來，她的家族在南洋的勢力再大也伸不過手來。他守在她身邊，照顧她，幫她打點各種事。她對他的信任在那段艱難的歲月里越來越深。
1942年初，她嫁給了他。
婚禮很簡單，但那天她穿了一件白色的旗袍，頭上簪著一朵小小的白蘭花，整個人像在發光。
他站在她身邊，看著她，心裡湧上一陣巨大的恐慌。因為那一刻他忽然意識到，他配不上她。這種配不上，不是因為財富。是因為他早就不乾淨了，而她太乾淨了。
婚後，她拿出了自己的嫁妝，那筆錢在當時的香港，夠買下旺角大半條街的鋪子。她用那筆錢支持他創立了裕豐。公司起步那幾年，她陪著他渡過了最難的日子。她從來沒有因為自己出身好就頤指氣使，她也從不過問公司的帳目。
她給了他錢，給了他體面，給了他一個他原本這輩子都夠不到的人生。
但他知道，她給的這些，他都還不起。
他愛她嗎？
應該是愛的。只是那種愛，從一開始就帶著雜質。裡面有感激，有虧欠，有自卑，有貪戀，還有一絲他自己都不敢承認的東西，他嫉妒她。
她的一切都是天然的，好的出身、好的容貌、好的品性，像上天把所有的好東西都堆在她一個人身上。而他，要靠算計才能靠近她，要靠她的施捨才能站起來。她越是毫無保留地對他好，他就越覺得自己在她面前抬不起頭。
人一旦意識到自己配不上一個人，就會生出兩種心思：一種是想變得更好去配上她，另一種是想把她拉下來。
他選了後者。
那是一種很微妙的心思，連他自己都說不清楚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大概是從某一天開始，他發現自己開始有意無意地疏遠她，開始在她面前表現得冷淡，開始在公司的事務上讓她感覺到自己才是做決定的那個人。他沒有對她不好，但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樣仰望她。
對於兆昌，他不知道自己該怎麼面對這個兒子，因為這個兒子身上流著一半鍾佩君的血。每次看到兆昌，他都會想起鍾佩君嫁給他那天晚上的樣子，想起自己站在她身邊時那種自慚形穢的感覺。
再後來，陳枝容告訴他，孫華認識布洛克的人。
再後來，鍾老頭病重，她要回南洋。
他記得那天晚上阿容靠在他懷裡，聲音很輕，輕得像是在說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鍾佩君回來坐的那條船，會在海上出點事。」
他沉默了很久，然後點了頭。
那條船沉了。
消息傳回來的時候，他坐在書房裡，一整天沒出來。他沒有哭，也沒有後悔，他只是覺得胸口空了一塊，像是什麼東西被人從身體裡抽走了。他不知道那是愧疚還是悲傷，或者兩者都有。
他對那孩子一直是複雜的，他不知道自己該用什麼樣的心情去面對那個孩子。那是她的孩子，也是他的孩子。他有時候想把最好的東西都給他，有時候又不想看到他。他看到兆昌的時候，會想起自己是怎麼站到那個位置上的，會想起那根扎在心裡的刺。
自沉船後，他再也沒有夢過鍾佩君。
但此時此刻，他躺在病床上，閉著眼睛，卻看見她站在那天的港大學生聚會上，穿著一件淺藍色旗袍，沖他笑了一下。
隔了這麼多年，她還是跟那天一樣，乾淨得像一塊沒有雜質的玉。
陳永仁的呼吸慢慢變淺了。
他忽然想，如果那天阿容沒有跟他說那番話，如果他從來沒有去見過鍾佩君，如果他只是守著那兩間雜貨鋪，在旺角的巷子裡過一輩子，那他會後悔嗎？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這輩子做過最對的事和最錯的事，都是同一件。
儀器上的心跳曲線慢慢拉平。
病房裡安靜下來了。
窗外夕陽正落，最後一抹光照在白色被子上，像一層薄薄的金粉。
馬哥是在一個小時後才又進來的病房，他一進來就發現了儀器上的平直線，心跳漏了半拍。他走到病床前，伸手在陳永仁鼻子下方探了一下，沒有呼吸。他又伸手按了一下頸側，皮膚還是溫的，但底下已經沒有跳動了。
他立馬走到門口，對著走廊里一個路過的護士說，「306的病人，走了。」
護士快步走進來，檢查了一番，又出去叫了醫生。醫生來的時候帶著聽診器和手電筒，仔細檢查過，把白布輕輕蓋在陳永仁臉上，然後轉頭對馬哥說：「去世時間大概在半小時前，節哀。醫院這邊需要辦理死亡手續，麻煩你跟我們去一趟辦公室。」
馬哥點了點頭，沒有多說什麼。
醫院的死亡手續辦得不算慢。馬哥填了幾張表，簽了字，等著醫院開具死亡證明。等待的間隙里，他站在走廊盡頭，拿起護士站那部公用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電話響了很久，那頭才接起來。
「餵？」是王伯的聲音，帶著一點喘，像是從什麼地方跑過來的。
「王伯，是我。」
電話那頭安靜了一下，「是不是老爺出了什麼事了？」
「老爺走了，剛才的事。」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久到馬哥以為電話斷了。然後王伯的聲音傳過來，比剛才低了很多，輕了很多，像是怕吵醒什麼人：「......什麼時辰走的？」
「大概是六點前後，醫生說的。」
「好，我們馬上過去。」
當天晚上，王伯和孫嘉文就到了醫院，從吉隆坡開車過來花了四個多鐘頭。